汪诚一：画历史画，确实很难。一方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有限，了解历史的资料很间接。另一方面，如今大家对于历史画创作的要求比较高。

　　“南京大屠杀”和“第一次党代会”这两个题材过去很多人画过，都不能令人满意，前几年你们完成的《1937.12.南京》(也叫《残日》)和《启航》有明显的突破，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是最出色的作品。我第一次见到《残日》时，只见画面里黑乎乎的，昏天黑地，大屠杀现场一片狼藉，硝烟遮蔽天空，太阳变成了灰红色。画的最前面是个大坑，许多受难者尸体挤压在一起，再抬头看，一排荷枪的日军在堤上走动，就像在我的头顶。因为画很大，感觉好像我也和受难者在一起。我几乎不敢多看，现场感十分强烈。这是一件震摄人心的作品，它有力地揭露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你们是怎样做到的?

　　孙景刚：《1937.12.南京》是许江、杨奇瑞、崔小冬、邬大勇和我合作完成的一幅表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画。2006年，我们带着这个题材去南京找一些历史感觉。当然，“1937年的南京”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当时在燕子矶江边转来转去，在沙子堆上上上下下，互换位置寻找灵感，突然就有了一种感觉，认为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戏”都放在“坑”里，以相对集中的场景展现杀戮后的惨剧，大家都觉得有点儿意思。

　　回来以后，画了许多小稿，我们设计了一个“坑”，把日军放在视平线以上的坑上面，受难者在坑里。我们在一个刚死去的母亲旁边安排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孩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倔强地扭曲着身子，眼睛瞪着前方，他还活着。这两个形象是从当年的许多照片资料中得到启发，这也加强了作品的历史感。

　　汪诚一：你们几个人画一张画，合作是一个难题，怎么才能做到齐心合力，不相互抵消，最后风格统一?

　　孙景刚：这次是这么多年来我参与的最好的一次合作。可以说，每个人面对这张创作，都用尽了自己的力气。许江院长为什么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我在想一个画家如何建构自己的创作主题?你看他画的那些向日葵，被砍倒了放在地上，很有悲剧感，其实《1937.12.南京》这张画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些受害者不就像是被砍倒后扔在地上的那些葵吗?可见他对这个题材很钟情，他画画的时候，如壮士负剑，悲心不已。他觉得颜色浓度不够，就对颜色整体进行处理，该提红的提红，该压黑的压黑，一下子把色彩的浓郁度提起来了。

　　许江院长建议我们厚涂，崔小冬在别人创作的肌理底子上重新塑造、把握形象的能力是极强的，他翻来覆去地改动，塑造的人物曾十几次地被挪动角度，他在画面底子上拎一下、弄一下，这些能力很有天分。

　　其实在画之前，我们四个人就已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当你感觉可以再让这张画提升一点的时候，都可以试一试。许江尽管是院长，但是他跟我们一起画画时，他可以改我们画的，我们也可以改他的。有时他刚画完，不满意的地方我就刮掉了。第二天他看到被刮掉了，我改的他还不满意，他就再画。这样的通力合作，才是真心的合作。

　　汪诚一：这是对画面负责。

　　孙景刚：许江院长对大局的把握，崔小冬在关键时候对油画的那种表现力，以及杨奇瑞、邬大勇在前期的构思、收集材料和形象，以及处理细节这些方面做出的努力，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才能。通过这张画我也学到很多，经得住看的油画要反复推敲，不怕改，书画家百科，要敢改。后来我也发现，就是这种反复叠加的过程，书画家百科，油画的质感与这个题材浑然合一。

　　汪诚一：这个题材画薄了肯定也不行，要有“厚度”、厚重感、沉甸甸的。

　　孙景刚：许江院长对细节表现也感兴趣，为了画一个钢盔，他在那里画一天，他堆得很厚。崔小冬就在他画的厚底子上再拎一下。也许老崔自己画，笔触可能更帅，但是这张画需要厚度感。这张画就是这么创作出来了。

　　汪诚一：你们画得这么厚，展览时画面有反光吗?

　　孙景刚：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笔触是不一样的。最难的就是展览时无论从哪个方向打灯光，画面都有反光，观众必须贴近两三米处看才看得清，所以，观众就掉进“坑”里去了。

　　汪诚一：你们制造了一个“陷阱”，让观众中招。

　　《启航》的情节是上船，画中的人物十分自然地集中到了一起。历史画创作就是要有一个非常自然的呈现，这样才能让人信服。真实感是历史画让人信服的基础，不自然、不真实就不能感人。现在会画画的人很多，造型能力也很强，但是要真正达到历史画创作的要求，这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情感的东西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