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导语/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句话用来形容张郎郎再合适不过。他上世纪60年代将现代诗与画笔相结合，记录下了那时一个少年的纯真与理想，后因世事变故，他搁下画笔，甚至远赴重洋，数年前，内心的召唤使他再拿起画笔，续写少年时的梦想，这些画既是对父亲张仃“毕加索+城隍庙”风格的延续，也是对家人最好的怀念，同时体现着他对生命的热爱和赞扬。2017年7月8日，《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张郎郎个展》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开幕前夕，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

　　艺术中国：“一个文人的‘从心童画’”展览是您的第一次个人画展吗？题里我们能看到“童心”二字，您是怎么看的呢？

　　张郎郎：实际上我第一次正式办画展是四年前在798，那时候我在网上跟朋友聊天，大家说你是中央美院毕业的，那你画过画吗?我说画过，那你画张给我们看看。当时就画了在网上给大家看，他们说挺有意思的，那你搞一个画展吧，那次完全是匆匆忙忙的，大概也就20多张，做了一个简单的展览，等于是现在画展的预展或者是由头。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回国的次数比过去多，几乎每年都回，慢慢地自己想开始画画，为什么是“从心童画”?因为父亲过去一直跟我们说“我是一个小学生”，这有两个含义，第一是说艺术道路是无止境的，他永远是在探索，永远在学;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起点，所以一些大画家最后的画跟儿童画特别像，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生活了这么多年，人的社会性特别强，而真正的造型艺术，只有儿童最直接，这是我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启发。

少年张郎郎(中)

　　这些画不是我现在开始画的，这个风格实际上是文革以前，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父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主要教设计，要带一部分学生到云南，就是丁绍光他们去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服装和色彩一下子给他很大刺激，他在那一上手，发现跟他原来喜欢的西方现代艺术和对毕加索的崇敬很契合，而且他发现毕加索跟中国的民间艺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毕加索加城隍庙”这种说法，后来大家说这是一种装饰绘画，但是从我们的角度说就是最让我们触动的。

　　那时我正好在中央美院上学，学美术史。当时我受父亲和丁绍光这批学生的影响，画了之后把自己的一组画装订在一起，起名叫《随梦录》，才敢拿给我爸爸看。我爸爸本来是不让我们学画画，认为在大艺术家家庭中的小孩画不出来，历史也确实如此。但他看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没想到你也喜欢画，但是他说你画的这些得算“文人画”，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画都有题目，都有寓意在里边，比如我画了关于一篇小说名叫“坦泰的钢琴”，坦泰是希腊神话的一个人物，就说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得不到发挥，最后他自己就好像在梦境中，旁边的大山都变成了琴键，他的手突然变成无限大，在那儿弹琴。我爸爸说我们画的是真正纯粹的绘画。后来他说因为你母亲是搞文学的，父亲是搞绘画的，所以你画这种画没准对你说来更得心应手。当时纸张什么不像现在那么便宜，父亲拿了几张大的宣纸给我画，我用一张整张的宣纸给父亲画像，是用现代的手法，并开始用广告颜色，这样它才有足够的颜色，鲜明的反差，看着过瘾。这个可能跟我一直喜欢西方的现代诗有关系。

张郎郎《往事》作于1967年

　　60年代，张郎郎用红蓝铅笔和信纸画了两幅绘画，分别是《迷茫》和《往事》。后被范铸明先生保存下来。其中一张题为《往事》遗失于前文化部部长英若诚(英达的父亲)家中。

　　艺术中国：“童画”与“童话”谐音，一方面是说您跟文学的这种联系，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表达了您在画面里面的某一种意境？

　　张郎郎：实际上我60年代的画作基本都散落了，所以现在一开始是在回忆当年画的是什么，但经过了这么多年，跟那时候已经不完全一样。从内心来说，一个是我要回归自己对美的感觉，所以说“从心童画”也是一个童话，所谓童话就是自己想象的是比现实更美的东西，还有两张是根据60年代幸存下来的小画，书画家百科，完全放成大的，在画的过程中自己觉得不是自我救赎，而是自我回归，画完那两张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又接着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