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学习效果：一个无法证实的命题？

　　近代博物馆诞生以来，经历了“公共化”、“社会化”以及“媒体化”的文化内涵演变，见证着博物馆教育职能地位的不断上升。当前，博物馆领域出现了注重文化遗产诠释与传播的信息定位型展览，以及围绕展览内容开展的拓展式教育活动。这些新模式大大丰富了博物馆教育的实践，也推动了博物馆理论的革新——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关于博物馆的最新定义中，“教育”被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

　　在对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探讨中出现了两个词语“博物馆教育”(Museum Education)与“博物馆学习”(Museum Learning)。在我看来，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博物馆教育的本质是文化意义的输出——博物馆工作人员经过科学研究，将文化遗产以媒体化、可视化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传播。博物馆学习的实质则是文化意义的获取——处于博物馆场域中的观众，通过参观展览、参与活动等方式感知文化意义的存在，并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对文化意义的理解。而相比博物馆教育，我更倾向于使用以观众为主体的“博物馆学习”这个词语。

　　而随着对博物馆学习的深入研究，我的心中始终存在这样的疑虑：如何证实博物馆的学习效果(学习效果是学习科学里的常用词汇)?之前我也有写过关于博物馆学习的理论研究综述[1]，而在整理的文献中，均是总结概括博物馆如何开展教育活动，或是讨论博物馆学习的影响因素等。而最接近评价学习效果的英国“通用学习所得”(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也仅仅列出五大类评价指标，细看报告，作者也承认这是一个笼统的框架，而通过观众访谈而概括的评价指标也需要更大的数据量来验证与支持。

　　编者注|“通用学习所得”：

　　(1)知识与理解：针对某个特定领域，学习事实或资讯(即知晓“what”或“about”)，进一步了解或获取更实在的意义。

　　(2)技能：即如何做，包括实务操作、团队合作、批判思考以及情绪控制等基本技能。

　　(3)态度与价值观：对自身、他人或世界看法的转变，包括动机兴趣、自我认同、社区认同、个人成就感、独立包容以及对博物馆的见解。

　　(4)愉悦、启发、创造力：包括充实生活、产生新想法或行动、发明创新等。

　　(5)行动的改进或行为的进步：包括做些不一样的事、带亲友同行等。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史密森尼协会政策分析办公室专门做观众调查与评估的老师们请教;然而结果十分意外，在他们看来，博物馆教育效果评估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美国史密森尼各大博物馆中有丰富多样的教育项目，而追溯历史，美国在近100多年的时间里，十分重视教育问题，并且致力于正式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森尼各博物馆需要更多的政府资助以维持运营，在其他业务领域难以筹集到更多资金的情况下，基于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博物馆高层们决定以博物馆教育为名目来获得更多经费。

　　因此，美国的博物馆教育便在“想法子要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期间，由于需要向政府证明博物馆教育卓有成效，很多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对博物馆教育展开评量，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此，便转而开发形形色色的教育项目，以“数字”说话，向政府报告。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始终致力于开展较为客观而有效的教育评量。

　　如果从学习本身来说，心理学界把人的学习分为三个区：第一个区叫舒适区，这个区是你已经掌握的知识，待在这里你特别舒服，因为在这里你全会，全拿手，全擅长;最远的区域叫恐慌区，书画家百科，那个区域所有的东西你都不会;在舒适区与恐慌区之间有一个区，这叫学习区，或称为脱离舒适区。这就是学习的本质，就是永远不舒服，你在学你不会做的事。

　　反映在博物馆中，史密森尼协会的老师曾给我讲过几个他们在做观众调查时的例子，他们被委托做一些关于学习效果与知识获得的博物馆观众调查。在采访过程中，黄河书画网，绝大多数观众都表态自己学到了很多，收获颇丰，而一旦问到具体学到了什么时，一部分人回答不上来或十分模糊;而一部分人会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说出一些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展览中其实并没有过多提及，有些甚至是相反的。例如，在赛克勒博物馆中与佛像相关的展览，有观众就被问到是否学习到佛像左右手手势的不同表达，这位观众表示肯定，且言之凿凿，但却说了左右完全相反的结论。可见若要对博物馆的学习效果进行深入探讨，难度极大，同时结果未必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