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恩：政治运动中的丰子恺（下）

《中国美术报》第71期 美术副刊

　　对于人生，他最大的理想，也许就是“不宠无惊过一生”：安静地读读书，陪伴孩子长大，画一些小画……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违心地被卷入政治大潮中，起起伏伏，被磨尽了天真，最终过早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透过一个人命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荒凉与残酷。往事未远，残泪尚温，讲一些真实的老故事，让每一个心怀良善平和、只愿岁月静好的人，都多一分卫护理想的勇气与清醒。

　　丰子恺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红领巾版)

　　批判： “君子国”的另一面

　　早在 1950 年 7 月，也就是丰子恺给夏宗禹写信表达自己“解放心态”的兴奋的一年后，丰子恺就遭遇了一场针对他自己的批判，原因是他在文艺界宣传方向的大会上表达了对过去自己所擅长的传统绘画的认可，当来自解放区的画家介绍完宣传画的重要性后，丰子恺被邀请起来发言，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工农兵的宣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大画特画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梅兰竹菊。梅兰竹菊也是重要的。梅兰竹菊是中国画的四君子嘛 !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有张有弛的。成天叫喊打倒谁打倒谁也是很累的。在紧张的工余时间里，看看梅兰竹菊，不是可以陶冶性情?不是可以松弛一下神经吗?”在一般人看来，丰子恺的话是典型的公允之论，但出乎在场人意料的是，这番温和的演说很快遭到了来自解放区的一些画家的反驳，批判声此起彼伏响起： “解放了，我们就应该宣传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的生活”， “我们的宣传工作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有的人迷恋过去的老一套，迷恋地主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什么梅兰竹菊啊，什么四君子啊 ! 这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丰子恺第一次见到“君子国”的另一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同样充满了嘈杂与吵嚷，对一个一直以来连文坛笔战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来说，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批判浪潮令他胆战心惊。和他并坐在一起的女儿丰一吟发现父亲“脸涨得通红，嘴唇微微发抖”。虽然在这场批判后， 《人民日报》的文艺部主任华君武代表官方向丰子恺道了歉，因为它“不符合中央的统战精神”，但是经历过此番惊吓的丰子恺已经对政治萌生退意。

　　丰子恺 炮弹作花瓶，天下永太平 35×28cm 1931年

　　两个月后，丰子恺在写给夏宗禹的信中，已经不复 1949 年时的兴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有冷漠的平静。他先是用典型的官方政治词语说夏的稿件让他觉得“不但思想工作都进步，文字也进步了”，接着，他告诉夏他目前的工作是翻译苏联写实主义音乐的文稿，至于他自己的创作， “我已经对画失却了兴味，对文学也少有兴味”。

　　丰子恺 新生

　　在信的最末，他提到了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三月廿五《人民日报》有人批评我的漫画”，除了给他寄来了 16 万元的稿费外，还“二次来信要我经常投画稿”，但丰子恺的反应是“我坚决不画，把 16 万送给志愿军了”。“他们登出这篇批评文，并且送我画稿费(是作者借用我的旧稿的)16 万元，也许是想引诱我投画稿的兴味”——换言之，1951 年的丰子恺在私下里已开始不复将参与政治运动作为一种邀请，而是作为一种引诱。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东风浩荡，扶摇直上较早版本)

　　就像当时报纸上刊载的其他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文章一样，丰子恺已经开始掌握这种自延安整风以来的自我批判技巧，即将看似无关紧要的琐事无限夸大，使其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以达到符合要求的思想深度，比如他早年在日本游学时，由于“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的陈年往事，就被形容为“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应当“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而用毛笔画画来赢得大家的认可，书画家百科，并且卖画收取稿费，则是“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他过去所画的一幅“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则是“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的原因， “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在洋洋洒洒自我批判了三千五百字之后，这位从上一次批判后就远离政治的人不得不表态： “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

　　丰子恺 元旦小景 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