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波普艺术后的中国当代艺术

　　近几年，黄河书画网，日本具体派(Gutai)和韩国单色画派(Dansaekhwa)纷纷被国际艺术界所挖掘、重新审视、推崇。具体派艺术由吉源治良于1954年开创。极为推崇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吉源治良崇尚波洛克在艺术创作中的自由意识，认为这种灌输在具体行动中的自由意识比它们所创作出的作品更加动人。在西方前卫艺术的影响下，具体派艺术家运用自己的身体与空间、材料等进行互动，在十八年内创造出一系列独创的日本战后前卫艺术。而当抽象主义进入战后的韩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单色画派。相对于具体派以吉源治良的紧密组织而言，单色画派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艺术流派——直到2000年，策展人Yoon Jin-Sup才最终为这批艺术家取名为“单色画派”。通过对抽象主义艺术进行再解读与演绎，单色画派以自然的用色、重复的笔触图案、简单的视觉感受为特点，成为那个时期的韩国主流艺术。它与日本的具体派艺术(Gutai)并肩，被认为是亚洲战后前卫艺术的代表。

　　Kazuo Shiraga， Hh， 1991， Photo Courtesy of Levy Gorvy Gallery　Kazuo Shiraga

　　而纵观西方前卫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书画家百科，最深远的莫过于劳森伯格以及沃霍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引入。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了八五新潮以来的政治波普艺术的流行。解放后的中国在否定了中国上千年传统文化后，前苏联的油画古典技法受到推崇进而形成了中国写实主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为西方文化与艺术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使得中国独特的写实主义在冲突的意识形态和解放的思想下，衍生出了新的艺术流派。在栗宪庭先生的理论支持下，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界出现了以刘小东、方力钧、岳敏君等人为代表的 “玩世现实主义”以及九十年代初的“政治波普艺术”。玩世现实主义里带有戏谑笑容而周日无所事事的普通人们被认为是艺术家用来嘲讽周遭政治环境的“反英雄”形象;而后期以王广义的毛主席头像为代表的“政治波普艺术”褪去了更多中国学院派的表现形式，换上了美国消费主义影响下诞生的“波普艺术”的外衣。

　　Wang Guangyi， Mao Zedong： Red Grid No。 2， 1988， Collection of M+Sigg， Photo Courtesy of West Kowloon　Wang Guangyi

　　Zeng Fanzhi， Rainbow， 1997， Collection of M+Sigg， Photo Courtesy of West Kowloon　Zeng Fanzhi

　　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艺术在2007和2008年间的中国市场热里处于一时无两的位置，包括王广义、岳敏君在内的大部分艺术家的最高拍卖记录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下的。这股市场热情不仅来自于国内藏家，更是来自海外藏家对于上世纪中国解放后独特红色政治文化的近乎疯狂的好奇心。自然也有人批评这是对西方艺术肤浅的挪用，还没有细细咀嚼和消化，就仓促地吞咽和创作;也有人定断这是市场泡沫的幻影，缺乏思考的个人风格重复必然是不能够持久的。诚然，站在今天的我们能够这样质疑那个时代的艺术——就像过去评论界批评沃霍尔工厂“批量生产”的艺术“非艺术”一样——但是退回到那个后文革时代的背景下去，这两个流派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位置是不容置疑的，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印记。

　　而当中国艺术市场在2011年和2012年转冷进入调整时期时，似乎也宣告着这两个艺术流派主导时代的终结。中国当代艺术又该走向哪里?

　　反思日本和韩国战后前卫艺术的崛起：策展人和评论家在这两个流派重新市场认知过程中的作用有决定性作用。蔡宇鸣先生就曾指出吉源治良前瞻的国际性眼光，将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亚洲艺术以不同的策展形式和国际合作带入西方。尽管1958年具体派初降落纽约时，纽约时报的多尔·阿什顿(Dore Ashton)认为具体派作品是对于波洛克绘画风格进行低劣效仿的表象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已经不似过去一样封闭和偏颇：正如策划2013年具体派展览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艺术高级策展人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unroe)所说，“西方当时缺乏观看国际化艺术政治文化角度与思想北京的论点”。而如今当艺术已然进入国际化时代的时候，许多被边缘化的艺术流派也注定将重新被认知和肯定。

　　Ha Chong-Hyun， Conjunction 15-209， 2015， Oil on hemp cloth，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Kukje Gallery， Seoul， Image provided by Kukje Gall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