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起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预展的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展示了故宫博物院自1949年至今陆续征集的“四僧”书画作品。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这四位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在画史上合称“四僧”，他们对于绘画的影响所及直至今日中国画坛。本次展览的展品数量为历次“四僧”相关主题展览之首，多达85件套，总计163件。

　　策展团队介绍，在展厅策划设计上，本次展览以“四僧”僧人画家的背景为基调，在整体色调把控、展厅亮点突出、景观搭配烘托上均有不小的改变，如布置禅房景观，突出了“禅”、“雅”与书画的结合。这些改变突破了故宫博物院旧有的书画展览模式，综观“四僧”展，85件套书画作品向我们勾勒了一个鲜活的时代印记，并从中窥探到四位僧人的人生轨迹。他们出生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遇到了同样的人生困局，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踏入佛门，却由于同样的爱好，得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在艺术的王国，四位伟大的画僧为自己也为后世打开了通向下一时代的艺术门径。而自明初建成以来，武英殿建筑群落除用于政务、仪典等活动之外，更多的是用于文化活动，或是延续其传统功用，此次四僧展也便于此举行。

　　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这四位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僧人画家在画史上合称“四僧”。他们主张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师法自然造化，以“我用我法”，“物我合一”的方式表现“天地之万物”。

　　“四僧”在不同的境遇下皈依佛门，开始书画创作，豁达于山水之情是四人共同的精神归宿，可谓是“殊途同归”。

　　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交游圈子不同，因此，虽同在佛门从事绘画创作，却各自形成具有强烈的个性绘画风格，又可谓“同途异趣”。

　　“四僧”的绘画在当时得到了世人的嘉许，并受到了之后的“扬州八怪”和“海上画派”等名家的推崇，影响所及直至今日中国画坛。

　　部分展品欣赏

　　▌朱耷

　　号八大山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生于1626年，卒于1705年。

　　朱耷十几岁那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国破家亡给他以沉重打击。当时清王朝对明朝宗室采取高压政策，迫使八大山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去奉新县耕香院正式削发为僧，“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在这个寺庙里，八大山人渡过了一段漫长的参禅悟道、晨钟暮鼓的时光。清康熙初年，八大山人离开奉新，来到青云谱道院隐居，躬耕悟道，书画家百科，创作书画。六十二岁时，他把道院交给其徒弟主持，自己离开青云谱，在南昌抚河桥附近修筑“寝歌草堂”。进行晚期的艺术创作，渡过了八十岁。康熙四十四年初冬，病逝于“寝歌草堂”。

　　《荷花水鸟图》轴为八大山人晚年佳作，以大写意技法描绘荷花与孤鸟，笔墨淋漓肆意。图中孤鸟单足立于危石之上，荷花茎细而纤长，唯一叶垂下，遮于孤鸟之上，仿若与鸟儿轻轻依偎，又仿佛孤鸟无助之中，但求一叶以避风雨，整图意境孤寂，无不表达出八大山人对于自身坎坷身世的无助与伤感。

　　《猫石花卉图》卷画猫、石、兰花、荷花等，猫卧于石上作欲睡状，极富意趣。此图是八大山人的一件精心之作。花草荷叶等用泼墨法，墨色淋漓洒脱，石与猫则以墨笔勾勒，风格简约，二者在视觉上以疏淡与浓密的对比，形成了空间上的层次感，将图中各景物紧密地融为一个整体，既空灵又不乏充实之貌。

　　《行书十三札》册为八大山人书札十三通合装而成，皆以行书写就，因是生活书信，所以书写则更为放松，是八大山人最为自然的行书作品，札中字体大小错落，结体不拘一格，笔法灵动，与他刻意创作的书法作品中，转折方圆有度的结字风格，具有较大的区别，行笔纵横之间，全无拘束，具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弘仁

　　俗姓江名韬，生于1610年，卒于1664。

　　弘仁《墨梅图》画枯干腊梅，构图奇突而又不流于怪诞，梅干劲健，瘦枝挺出，梅花主干从画面底部倾斜而出，垂直向上延伸，至顶分为两枝，一枝向左转折而下，一枝直冲画顶，落款在画面下半部的正中间，紧挨主干，构图大起大落，如其胸中波澜起伏，着笔无多，干上梅花疏落开放，随意点画，富有装饰趣味。画面其他部分全留白，极萧料之致，色调冷寒，更显清高拔俗，自题句“庭空自无影，梦暖雪生香”更为生色。画上有曹寅七言题绝句一首：“逸气云林逊作家。老凭闲手种梅花。吉光片羽休轻觑，曾敌梁园至画叉。周栎园藏画以缺渐江者为恨，渐江老喜种梅，号梅花和尚。楝亭曹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