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去首尔大学开研讨会，没想到会在韩国遇上埃及;在讨论国际冷战与艺术的圆桌会议上，也没有想到大半个世纪前北非与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相遇会给表面上看起来与其并无关联的研究带来何种新的视角。会议结束后，与两位学者一起去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德寿宫馆)参观，遇上这个极为重要的展览：《当艺术成为自由：埃及超现实主义者》(When Art Becomes Liberty： The Egyptian Surrealists(1938—1965))。美术馆所在的德寿宫石造殿西馆于1938年完工，书画家百科，据说是日本殖民时期韩国最早的近代石造西式建筑;本展览中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也是发生于1938年，是埃及民族主义与英国殖民主义相激荡的结果。这些当然是纯粹巧合，但也可以说是饶有意味的巧合，似乎可以象征着全球性的殖民主义与现代性相纠缠的文化现象。站在美术馆前面宽大的台阶上，仰望展览的巨幅海报，“艺术”与“自由”两个大字令我心生感慨：一部20世纪艺术史，“艺术”如何“成为自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有言，“以自由看待发展”，看待艺术更应如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1896一1966)在《超现实主义宣言》(1924)中说，书画家百科，“惟独‘自由’这个词还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我们承继了那么多的不幸，在这些不幸当中，应当承认我们拥有思想上最大的自由。”(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10页，袁俊生译，重庆大学出社社， 2010年)在时代的巨大不幸中，不应忘却的是“我们拥有思想上最大的自由”，这可能也是埃及超现实主义者所秉持的信念。

　　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国际性，布勒东常常挂在嘴边的是“没有祖国”，甚至是“作为超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爱自己的祖国’。”(《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的演讲稿》，同上书，242页)因为他更为关心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他还一再提到列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论述。但是他似乎很少对超现实主义是否应该或如何在国际漂移中建立更广泛的战线进行过正面的论述。1935年3月29 日在布拉格的一次演讲中，他高度评价布拉格的艺术家同行们的行动，“超现实主义运动应当为当前在布拉格所取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他表示希望将来有一天超现实主义能够在国际上、在它所擅长的领域中成为权威。(261页)因为超现实主义“没有祖国”，因此他不会担心“谁之超现实主义?”;因为唯一酷爱的是自由，他必定会想象在什么地方、艺术如何“成为自由”。

　　20世纪埃及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20世纪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全球视角和国际漂移以及与在地现实的融合中产生的艺术群体往往是现代性的历史脉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2015年11月康奈尔大学和开罗美国大学视觉文化计划(AUC)合作举办了一次题为“埃及超现实主义者全球视野”的国际研讨会，核心主题是从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看20世纪现代性艺术的全球关联，有些讨论议题即便光从题目上看也颇有意思：“埃及超现实主义的悲剧：个人见证”、“比较思考：其他超现实主义与全球表达”、“东方：可爱的猛禽与无辜之鸟——埃及超现实主义在东方/西方的辩论”、“埃及超现实主义者的政治议程：激进观点的问题与殖民语境下的世界性网络中的反斯大林主义等问题”、“抗拒现实：超现实主义在开罗与贝鲁特”、“合法防御：超现实主义、共产主义与在法国的不满”、“埃及现代艺术中的‘美丽的黑云’”、“埃及超现实主义的时光胶囊：卡迈勒·优素福作为见证人”……。很显然，这些讨论为20世纪全球视角的艺术史书写开拓了新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这个题为“当艺术成为自由”的展览提供了学术基础。

　　该展览的主题是“探讨埃及超现实主义者的历史和演变，以及他们在埃及和国际超现实主义者圈子中的杰出遗产”。31位艺术家的160幅作品分为五个部分：一、全球视角下的埃及超现实主义，考察欧洲超现实主义的开始及其对埃及的影响和蔓延;二、“艺术与自由”(1938-1945)作为领导埃及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群体，如何反抗剥夺艺术自由和压制情感的专制力量;三、埃及超现实主义与摄影，以凡萊奧的攝影艺术与技术探索为中心;四、关于“当代艺术小组”与埃及当代艺术运动的发展，其成员如何描绘当代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五、埃及超现实主义(1965年至今)在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对埃及艺术的影响。在参观中，由于对埃及现代艺术完全没有研究，无法对于入选艺术家及其作品与埃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真实联系作出判断，更加无法透析作品背后的真实语境与作品本身的微妙关系，而只能从作品本身去感受作品所呈现的审美倾向、叙事主题及其与超现实主义精神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