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展”的叙事，真的是以傲慢的西方历史观来构建吗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100件文物，带着“浓缩世界史”的巧思，从北京国家博物馆移师上海博物馆，甫一开展，“又火了”!

　　于是，在我们的这个“自”媒体或“新”媒体的时代里，关于这一社会热点话题的追逐与蹭刮、关于100件来自“大英”藏品的解读与误读、关于展览叙事的谬赞与乱棒也层出不穷。展览收获了全社会的关注，多角度的声音也从不同的平台传出，其中不乏捧杀与棒杀。对于“展览以傲慢的西方历史观来构建”的观点，该展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闫志就此撰文进行了回应。

　　澎湃新闻()获闫志授权，刊发《傲慢的历史观与偏见的打开方式》一文，呈现这位对“大英展”投入极多“理智”与“情感”者关于“大英展”叙事的质疑与解答。

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排队现场。

　　作为今年现象级的展览——“大英展”(由于北京上海两地博物馆展览命名各异，故统称为“大英展”)，在北京和上海不仅收获了海量观众，也招致了不少舆论的批评。无论好评如潮还是恶评滚滚，都说明这个展览至少在引起社会关注方面取得了成功。相比较于观众的热情，关于展览叙事的尖锐批评还是很少。尽管如此，这些批评值得认真对待，哪怕批的很离谱。

　　关于展览的批评有很多种类和层面，关于形式设计、参观环境、具体细节的批评，我已经在国家博物馆展览期间向公众做了回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很多东西也尽量加以修正。对于一个展览更加重要的是内容叙事的批评，这一层面的批评我看到过几篇，大多是针对叙事的角度而言。这些批评者不谋而合地认为，展览是典型的西方叙事，充满了“傲慢的历史观”。比如一位评论者的文章中指出，展线对于欧洲近代的殖民主义轻描淡写，对于20世纪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视而不见，贬低红色苏俄文物的意义，国博提供的参考书目只重西方历史不重视广大亚非拉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带有浓郁英国视角和历史观的展览叙事，而且带有强烈的帝国日暮的酸楚。该作者的文章似乎在告诉我们，英帝国主义分子们还在对日不落帝国无限怀恋。

　　且不说这种对于“自家曾经阔过”的恋旧情节中国人似乎更加浓郁，敏感到看谁都像阿Q，就说作者批判的“西方或英国中心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书画家百科，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搞清楚。细看那位作者的文章，一半篇幅在替观众梳理西方历史：从农业革命到希腊罗马，从封建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地理大发现到殖民主义，最后以两次世界大战收尾。另一半篇幅在历数展线上的缺环：古代部分对十字军东征语焉不详，近代部分不讲文艺复兴，现代部分缺少两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作者是以自己罗列的西方历史线索为参照系，来品评展览叙事带有西方中心论，而且论述中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评论《贸易与侵略》单元时作者这样写道：

　　“这是典型西方视角下的章节，……东西方以唐王朝与阿巴斯王朝为交互的两端，忽略了罗马帝国的分裂，也忽略了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和割据，同时对十字军东征语焉不详。”

　　既然是西方视角，为何不提罗马帝国分裂、欧洲分裂和十字军?提及这三点就是东方视角了么?看来到底什么是西方中心论，还需要捋一捋。

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

　　从基督教历史学的普世主义以来，一直到汤因比的“挑战-应对”理论，以及费正清的“刺激-反应”理论，西方中心论从来都是将西方历史的发展置于优先地位，认为西方的历史是引导性力量，其余地方的历史只不过是这条主线的补充和跟上。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逐渐开始反省自身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时至今日这种反省已经在各个人文学科成为研究的基本前提。以史学领域为例，虽然以戈德斯通、彭慕兰、王国斌师徒为代表的该学派仍然以“为什么西方超越东方”为课题，但是他们的研究对于揭示1500年之前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有着巨大贡献。在他们的研究中，西方一举超越东方是一个偶然事件，并非带有必然性，世界的多中心格局才是过去历史的主流。作为费正清学派的第三代代表柯文，不惜以另一个极端——“在中国发现历史”(用他的话讲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中心主义”)——来对抗、纠正西方中心历史观。英国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开宗明义地讲中东是世界的中心，整本书也是从这一核心地区铺陈展开，书画家百科，并重新审视历史的。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把欧洲、中东腹地和亚洲三大区块的贸易体系完整地呈现出来，揭示了13世纪整个世界范围内三大贸易中心的互动。更不用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并流行的全球史理论，是如何将反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到底了。

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