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约翰·卡尔多：当代艺术能指出通往未来的路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出生于匈牙利的澳大利亚人约翰·卡尔多(JOHN  KALDOR)潜心于当代艺术作品的收藏与鉴赏工作。几乎无人能在私人收藏方面与他相提并论，他的藏品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且涉猎广泛，诸如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詹尼斯·库内利斯(Jannis  Kounellis)、宫岛达男(Tatsuo Miyajima)、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多丽丝·萨尔赛多(Doris  Salcedo)、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托马斯·迪曼德(Thomas  Demand)和托马斯·斯特鲁斯(Thomas  Struth)。这些名家的精品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另有一系列短期公共项目也非常夺人眼球，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在这些作品里或直接或隐喻地转达了出来。卡尔多公共艺术项目(Kaldor Public Art  Projects)不仅向澳大利亚公众介绍了前沿的国际当代艺术，还为参与项目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书画家百科，让他们能够在观者的帮助下创作出非凡的艺术品。

　　卡尔多的私人与公共收藏都表现出了他对当代艺术的关注与激情，书画家百科，这份热爱最早源于他的童年时期：“我在匈牙利出生，13岁我来到澳大利亚，开始上高中，之后便一直在这里生活了。12岁半我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那一年我们家从匈牙利逃亡到巴黎，生活了四个来月的时间，没有国籍，等着哪个国家愿意收留我们，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让我们去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得在巴黎滞留一段时间。父母并没有让我去上学，而是带我参观了巴黎所有著名的博物馆，这样我也能接受一些教育。就是那时我开始对艺术感兴趣的。”

　　1963年，约翰·卡尔多去巴黎出差，购买了一幅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活力迷宫》(Dylaby)，这是他最早的收藏之一，也注定会成为一个丰富的系列，现在，它已由卡尔多捐赠给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The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1962年，劳森伯格是参与《活力迷宫》系列作品的唯一一位美国艺术家，这是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The Stedelijk  Museum)进行的实验展览，以艺术合作和装置作品为基础，由卡尔多收藏的劳森伯格经典装置艺术在这次展览上进行了展出。一回想起购买这件作品的经历，卡尔多仍然记忆犹新。“在巴黎时我从伊丽安娜·索纳本德(Ileana Sonnabend)手里买下了这个装置。这大概是我第二或第三次去她的画廊，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在她的办公室后面有个小架子，用来存放一些绘画作品，架子的底部就是这个轮胎装置，还有一根小木棍从里面伸出来。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的时候我想：‘啊，这可真有意思，但这是什么呢?’我没研究下去，而是回到伊丽安娜的办公室，问她我能不能看看这个装置。她向我解释了它是什么，我觉得这东西真是太棒了，便买了下来。过了五十年，我闭上眼都还能想出这个装置是放在了她桌子后面的哪个位置。”“伊丽安娜具有独到的眼光，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商人，是我伟大的导师，”他说到，“我最初所受到的教育都是她给予我的。”

　　这个装置花了卡尔多大约200美元;而另一件卡尔多收藏里意义重大的作品，罗伊·里奇特斯坦(Roy  Lichtenstein)的《花生酱杯》(Peanut Butter  Cup)也仅仅花了他50美元，这也是从伊丽安娜·索纳本德的画廊里买到的。“我购买艺术品从来不是为了投资，”卡尔多说，“投资的话可能会跟我采用不同的方式。而我只购买那些我喜爱的艺术品，吸引我的艺术品，而没有考虑这是不是一次好的头次。我购买艺术品……只要我买得起。”曾有传言说卡尔多走进伊丽安娜的画廊看到《花生酱杯》时，口袋里总共只有50美元，但是，尽管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标价150-250美元，他仍用口袋里的钱买下了《花生酱杯》。

　　卡尔多并不只扩大私人收藏的规模，他还开展了先锋项目“卡尔多公共艺术项目”(Kaldor  Public Art  Projects)，这是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史的一座里程碑。1969年，他对现状进行了一次挑战，邀请了克里斯托与珍妮-克劳德夫妇(Christo and  Jeanne-Claude)将一段2.5公里长的悉尼海岸线包围起来，“一定程度上，澳大利亚的海岸线曾是所有其他田园风格项目的起点，”克里斯托谈及《包裹海岸——一百万平方英尺》项目时如是说。在夫妇二人创作这一项目的同时，卡尔多正在一家澳大利亚的织物生产公司“邓禄普”(Dunlop)工作。卡尔多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整个海岸线都归陆军、海军和政府所有。我去一一拜访了他们。我有匈牙利口音，当时还留着长头发，我问能否向他们借用一部分海岸线。当我告诉他们我要用来做什么时，他们觉得我疯了，不是大笑就是把我赶出门。我一直坚持着，之后有一天我来到一家带大铁门的热带疾病医院说到这事，医院管理人员也觉得我疯了，但又觉得这能娱乐一下护士和病人。他们提出，要是我能支付保险费，并收取少量的入场费捐给医院，他们就可以准许我了。”邓禄普公司非常保守，事情传出来后，老板们不希望再与此事有任何瓜葛，因此前前后后都是我自己全权处理的。”“我们争吵，我们求人，我们也得到了不少志愿者帮忙，”卡尔多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管理，很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受伤。艺术界完全接受了这个项目，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国际认可。这个项目让澳大利亚跻身到了当代艺术之林。那时我认为：做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在做完克里斯托这个大型项目之后，我想，既然我能让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把海岸线给围住，我是可以尝试自己干自己的事业了。”1970年，卡尔多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他自己的织物设计公司，并且开始赚钱。“一般的规律是，做生意成功的人之后会进入艺术圈，而我则是先在艺术领域成功再踏足生意场的。”在《包裹海岸——一百万平方英尺》时期，澳大利亚的艺术还是内向守旧的。卡尔多评价说，“那时在悉尼都没有双年展，也没有一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相比于今日，那时的沟通交流真是处于黑暗时代。我们了解当代艺术的渠道就是看杂志而已。”关于克里斯托与珍妮-克劳德夫妇的项目，他回忆说，“那时人们觉得我疯了。一个公共垃圾场与我们的展示区相邻，刚开始垃圾场的工人们也取笑我们——‘伙计，你在整什么鬼玩意呢?’但到了第一天快结束的时候，这些工人们也为克里斯托所折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