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与金铜佛像的不解之缘

　　四臂观音菩萨 清康熙 李巍藏

　　李巍

　　我不是佛教徒，但在心灵深处从小就埋下了虔诚敬佛的种子。我的外祖母笃信佛教，家中设有佛堂供奉菩萨。早晚一炉香，晨昏三叩首，是老人每日必做的功课。母亲去世后，不到周岁的我由外祖母收养。随着年龄增长，在外祖母烧香拜佛的潜移默化中，我逐渐消除了失去母亲的精神孤独，也知道了佛家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浅显道理。七八岁时，外祖母又专门带我去河南洛阳的白马寺等寺庙烧香拜佛。这些烙印成了我后来收藏及保护佛像的潜意识和原动力。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还处在文化劫难之中，看到一些寺庙和佛像在“破四旧”中被损毁，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难过。1972年冬，我到青海出差，在一户老百姓家中借住。天灾人祸让这户人家的日子十分贫困，六七岁的小男孩在零下20多度的寒冬季节衣不遮体。我不忍心孩子受冻，便把自己携带的毛背心和袜子送给孩子穿。后来我辞别这家人时，孩子的汉族父亲和藏族母亲在连声道谢中，给我提兜里塞了一个小包，我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再三不肯收下。孩子的父亲见我拒收，便悄悄对我说：“请收下吧，好人！佛祖会保佑你的。”听到“佛祖”二字，我心里一怔，连忙收好纸包告辞。返回西宁途中，我到背人处打开小包一看，原来是一尊鎏金铜佛，在惊喜交集中，我把这尊小佛像藏了起来。就是这尊小佛，唤起了我童年对佛像的美好记忆，也点燃了蕴藏在我心底收藏佛像的热情。

　　我从此开始留意散落在民间的佛像。1973年夏，我去西宁出差，听说西宁钢厂要把一批佛像和废铜烂铁回炉，我立即赶到钢厂询问。一位藏族老工人告诉我确有其事，并带我到废料厂去看从各地“破四旧”缴来的大堆废料。看到即将回炉的金铜佛像都已伤痕累累、残缺不全，我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这位工人师傅的同意下，我从废料堆中选了几尊残缺不全的小佛像，打算带回去请人修补，看看能否恢复原貌。老工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把身上仅有的钱和烟留给了老工人，离开钢厂时还特意叮咛老人，请他帮我留心散落在老百姓家里的佛像。然而我想修复佛像的愿望落空了，我既没有找到会修复佛像的人，也没有找到敢修复佛像的人。但令我至今不解的是，从此之后，我喜欢收藏佛像的名声却在西北一些藏族地区悄悄地传开了。

　　十年动乱结束后，党的致富政策、宗教政策逐步贯彻落实，散落在民间的佛像也慢慢地走出百姓家门，成为文物收藏者竞相追逐的热点。随着给我提供佛像信息的渠道增多，我发现有些受境外委托的文物贩子已经把佛像列入收藏重点。为了不使佛像珍品流失到境外，我和妻子变卖了家里能换钱的所有财物，以致全家三口连着几年席地而眠。但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我收藏佛像的资金依然捉襟见肘。眼睁睁看着许多精美的佛像落到文物贩子手中，我急得满嘴起泡也无可奈何。

　　资金的短缺使我萌发了下海经商的念头。在丢掉“铁饭碗”、重新找饭碗的犹豫徘徊中，我的精神备受煎熬。在家人和亲友的支持下，我终于下定决心：经商、赚钱、收佛。经过反复调查，我把开发洮砚作为赚钱的突破口，开始同市场打交道。

　　洮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洮砚的原材料产地就在洮河流经的卓尼县。在当地政府和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我的洮砚厂终于恢复了洮砚的传统生产工艺，并针对海外市场的需求，聘请高级工匠，在选料、造型、构图和雕刻上进行创新，把审美情趣和人文内涵凝聚在洮石之上、砚池之中。一批接一批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精美洮砚很快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等地打开销路，一段时间甚至供不应求。一大批汉藏群众在开发、推销洮砚产品中积累了财富，我在夜以继日地组织洮砚生产中，聚积了收藏佛像的经济实力。

　　金铜佛像收藏市场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乐土。在长年累月的收藏交往中，我发现有些佛像收藏者实际上就是境外文物贩子在境内的代理人。他们或压低价格蒙骗持佛人，或抬高价格同文物部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书画家百科，老百姓经常被坑蒙拐骗，文物部门则为经费所困，不少金铜佛像就这样被走私到境外，流落到异国他乡。有一次，我看到被一家境外拍卖公司拍卖的一尊鎏金佛像，书画家百科，正是我几年前多次想收藏都因资金短缺而未能收藏的，我连续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灵受到重创。我暗自立誓，即便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佛像珍品流失海外。我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东拼西凑，用借贷的所有资金，组建了一家酒厂。由于管理经营好，酒品信誉高，酒的销路很快打开，我的佛像收藏有了同境外文物贩子一较高下的经济实力。有一次，我在新加坡接到国内电话，说一尊永乐年间的稀世鎏金佛像可能在近几天被境外文物贩子拿走，我放下电话直奔机场，买下了当天最后一张回国的机票。飞机落地后，我未出首都机场，又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往兰州。飞机在兰州中川机场落地时，已是满天繁星。我跑出机场，跳上早已联系好的出租车，加大油门连夜赶到西宁，终于抢在文物贩子下手之前几个小时，以高出外商的价格把这尊佛像收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