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生活：明式家具生活美学探微

原标题：明式家具生活美学探微

　　明16世纪末17世纪初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一套四张）

　　明末黄花梨插肩榫绿纹石面酒桌

　　明黄花梨雕螭龙纹方台

　　中国古代文人修养心性、陶冶情操的方式多为琴棋、书画、诗文、茶酒，而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物质生产水平的发展使得此时生活美学蓬勃兴起，文人开始将家具等身边日用之物作为审美对象，将自身的审美品位灌注其中。明代文人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都审美化，在日常生活的器具使用中也透露着审美情趣，或者说生活的器具都成为美感的体现。

　　文人趣味与民艺技艺的结合

　　文震亨的《长物志》是明代文人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作。《长物志》全书共12卷，广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菜、香茗等等，无不成为文人倾注美感意识、表达自身趣味所在。《长物志》传达出明代文人在生活中追求的审美情趣多倾向于尚古、高雅、幽静，也是明代文人生活美学深受其艺术审美的影响。

　　除家具外，上述种种“长物”多为日常生活非必需的事与物。而古今中外，审美都以“无用”为前提，“有用”会对审美造成伤害，妨碍审美鉴赏的产生。但明代的家具恰恰体现了中国人在日常用具与审美之间的连续性，并未将日常生活与审美对立起来。

　　到了晚明，雅与俗具有了内在互通性。文人用审美情趣为自身创造了一个审美空间，作为陶醉其中的生活领地，以逃避明代社会政治的琐碎。不同于其他的闲适雅玩之事，家具乃是生活中的器具，其实用性远远超过其他事物。家具作为文人营造审美空间中最重要的器具，也无可避免地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从而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工匠艺术与文人艺术相互隔离的局面得以打破。

　　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载：“吾吴中陆子冈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勳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王世贞：《觚不觚录》）此处所说的就是文人士大夫一改过去对匠人的轻视，将前朝和当代的工匠以“吾吴中”标榜，“与缙绅坐”则表明匠人和文人士大夫有了交际。张岱曾记载云：“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籋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之耳。”（张岱：《陶庵梦忆·诸工》）则说明彼时身份低贱的工匠的地位已经与文人士大夫比肩。

　　通过家具的设计与实用，文人的审美趣味与民间工艺的美学得到了互相交流，以实用性作为核心使得文人趣味与民艺技巧能够最终结合成为艺术品。

　　明式家具的实用性美学，通过率真的性情将文人与工匠联结起来。明代的文人深受心学影响，书画家百科，心学强调对自身性情的尊重。尤其到了泰州学派的王艮，把王阳明“致良知”以“心”为核心，转变为以“身”为中心，强调“安身”“尊身”“保身”“爱身”和“敬身”。对“身”的关注最后就落实在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把人的肉身存在与圣人之道相提并论。李贽更进步一把人的欲望与世俗生活提高到伦理的高度，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李贽：《答邓不阳书》）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使得文人能够张扬性情。这与工匠们来自民间的淳朴自然结合起来，使得明式家具有着一种率真的情调。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少用雕饰，多用基本线条，以呈现器具本身的材料美感与质感。

　　具有含蓄的精神愉悦感

　　明式家具的美感在于其构造符合人体自然生理结构。作为日常生活坐卧的器具，明式家具并不以放松身体为目的，反而是要人端正姿态。这体现出文人导向，是对人的修养与自省。同时，明式家具在设计上是以人体为基本尺度，其构造符合人体结构，让人感到更舒适、贴切；也因其符合人体生理，而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书画家百科，可以久坐久卧而不倦。例如，圈椅的面积大，不利于背部后靠，使得人不得不将整个身子坐在椅子里。其实，圈椅本身的设计就是要求人端坐，重心要落在大腿上，而不是屁股上，也就是说要坐在大腿上。这样是整个大腿连同臀部在支撑身体的重量，也就减轻了脊柱所承受的头部重量，从而能够保持脊柱的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