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尚书》学的偏失与创获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资料汇编，由汉至唐，为其作注疏者便层出不穷。到了宋代，学风大变，解经述经也呈现出了新的景象。宋儒以己意论《书》，臆断文义、妄测古字，随意删改经文，使《尚书》文本面目全非。更有甚者，以庄老、象数等旁门小技推演《书经》，引经学至虚无，实为解《书》之歧路也。当然，宋代学者阐释《书经》亦有许多创获之处。他们将《尚书》视作求心之书，明圣王之志、救失道人心，充分凸显了人的情感意识与主体精神。除此，宋儒又借《尚书》汇聚大量史料，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之中。此搜罗辑佚之功、经世致用之学，为后继学人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指明了方向，其功勋自不可磨灭。这些，均为宋代《尚书》学研究的特点，当并存而论之。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天下治政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正如唐刘知几所言：“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解《书》授《书》便成为一种风气，延续至今。然而，不同的时代，对于《书经》的诠释也各有不同。汉唐经师大多以训诂、辑补、校证为主，如孔颖达《尚书正义》便是依照旧闻、训解字词、考证名物，其原则则为疏不破注、以古为尊。

　　此种学风，到了宋代却发生了陡转。杨东莼先生曾言：“经学至宋庆历间(1041—1048)而一变，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敞作《七经小传》及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才以己意改经，与前此诸儒之说立异。”宋代学者力排经师旧说，以自我为法、以心悟为妙、以义理为宗。如孙复去传注，欧阳修删疏文，吴棫、朱熹、赵汝谈疑《书经》文本，刘敞、王柏、龚鼎臣肆意删削改《书》，等等。此皆空前绝后之举，令人诧异惊恐却又不知所措。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此种烈风暴雨式的学术风气，对于世人最大的帮助与启示又是什么呢?以解经方法与经典功用为依据，宋代《尚书》学的特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迷误与偏失

　　《尚书》言辞古奥、佶屈聱牙，非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难寻其门径也。文通字顺之后，明先王之道，见圣贤之心，于现实有所裨益，此解《书》之正途也。然而，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却走向了歧路，其偏失之处，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窥见一斑。

　　首先，以己意解《书》。宋儒大多抛弃训诂、横生议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凭借一己之念肆意妄说、臆断文意。如北宋刘敞，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其解《益稷》篇“鸟兽跄跄”四字时，竟说：“古者制乐，或法于鸟，或法于兽”，可见其穿凿附会之甚。其所作《七经小传》，于其它六经也莫不如此，正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言：“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实自敞始，遂开一代之风气。”再如南宋金履祥，亦能臆断文意、由性发挥。其在《尚书表注·吕刑》中说：“经传引此篇多作‘甫刑’，盖吕国一名‘甫’，犹‘邾’之为‘邹’也”;在《金滕》篇中更是大胆地说到：“此篇除祝词外，皆非周公作，《序》文误。”以经传之“甫刑”，推“吕国”名“甫国”;无任何确凿证据，言《金滕》非周公所作，可谓空疎臆断，纯是求新求异，非说经本事。除臆断文意外，以己意解经的学者们还常常妄测古字，尚奇尚怪。如刘敞认为《皋陶谟》篇“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无逸》篇“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金履祥亦在《甘誓》篇言：“‘甘誓’古文作‘甘’，‘扈’古文作‘屿’”。当然，妄测古字的真正代表却并非他二人，而是南宋薛季宣。其作《书古文训》一书，全篇皆用所谓“古文”撰写，奇谲怪诞，古奥难懂，令人咂舌。我们可试列其中一段与原文对比：粤

　　乩古，帝曰放勳，钦明彣恖安安，允龔攘，炗亖，亐丄丅。

　　——《书古文训·書·》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尚书·虞书·尧典》

　　如此怪文奇字，满书皆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季宣此本，以古文笔画改为今体，奇形怪态，不可辨识，较篆书之本尤为骇俗，其训义亦无甚发明。”况且薛氏并未用证据考订本字，如此妄测下去，经文面目全非，疑惑后生，为害不浅。而以己意解《书》的极致，还得说是改经乱经、肆意删补、毁坏经文。如贺成大《古洪范》便是如此，其“以为《洪范》自‘三八政’以下，紊乱无次，因援朱子《大学》分经传之例，每畴以禹之言为《经》，以箕子之言为《传》。如五行，‘一曰水’至‘五曰土’，此禹之《经》也。‘水曰润下’至‘稼穑作甘’，此箕子之《传》也……颠倒错乱，纯出臆断，而自以为古《洪范》。自伏生以后，传授历历可考，何处有此古本乎?”然其与王柏之《书疑》相较，则又不足为怪也。王柏，南宋金华人，字会之，号鲁斋，可称《书经》史上的杜撰宗师。其所作《书疑》便是出于疑遍全经的目的，任意移易补缀经文。其怀疑经义时，便说：“尧之朝，相与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齐而已，共工、驩兜、鲧而已，则尧七十载之天下，它何人与之共治邪?略不闻一姓名于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阔寂寥如此之甚乎?”其怀疑经文次序时，又说：“尧典之后，当此《禹贡》。《禹贡》之书，文势开阖，法度森严。一句之中，各有纪律;一篇之内，纲领粲然。《尧典》是叙舜一代之始终，《禹贡》是叙禹一事之始终。”于是他就以错简为由，开始了颠倒窜乱经典的步伐。我们亦可举一小段与原文进行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