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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党费
我的二弟昨天来县城赶集告诉我,村里的五保户曾军爷爷死了。
“他死了为何不告诉我?”
“怕你工作忙,才没有通知你。”
曾军爷爷和我一个村,又是邻居,平时我回老家,我经常把他接到我家,最爱听他讲中国远征军的故事。
“后事办得怎么样?”
“挺隆重的。镇上的、县上的大领导都来了。扶贫工作队为他买了一口棺材,左邻右舍大家出了一点,把他风风光光安葬了。”
“不管这么说,你都应该告诉我。”
“对了,爷爷走时给我一样东西让我交给你。”
弟弟递给我一个红布袋。
“前段时间农忙,差点把这事给忘记了。”
我打开一看,惊呆了。是一笔钱,大概8万多,原来曾军爷爷把政府给他的补足积攒下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有一些奖章、立功证书、党费证、、、、其中有一张发黄纸上歪歪斜斜的写着“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我看着这些,泪水止不住的流下。
曾军爷爷16岁就去当兵,参加了戴安澜的部队,到缅甸打日本。抗战胜利留在昆明,1949年12月9日跟随卢汉起义。1951年回到老家桃花村务农。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婚。今年92岁,有60年的党龄。
我立即向单位请了假,去爷爷所在的乡镇把他的最后一次党费交了。
到了爷爷坟墓前,我深深的鞠了一躬。
“爷爷,安息吧,我每年清明都会来看你。”
我不要低保
皋利民
村长来电话告诉我,他儿子结婚,让我回去帮忙写对联。还说:“好个金枝,村里今年仍然把他列为低保户,他还不干,说什么,他有手有脚,打死都不要。列为低保户有辱祖宗。”
“为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家不是穷得叮当响吗?”
“比以前好了一些,如今,大家都富了,就他家起色不大。”
金枝其实是个男的,我们大柳树村的。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叫他金枝大哥。他双手都长了六指,是残疾人。父亲说,他五行缺金,取了金枝这一个大名。生产队时,他从不干重活,他逢人便讲,他是金枝玉叶。队长也没有办法,就安排他放两条牛。牛在一边,他睡一边,牛常常去偷吃生产队的庄稼,队长还开大会批斗过他。他无所谓,还是那样。斗就斗吧,反正年底你还得给老子分粮食。
改革开放春风也吹到了大柳树村,分到土地的人们欢天喜地,年年丰收。他倒好,不种地,天天赶街去倒腾老鼠药。他说今天有酒今朝醉,明天无酒再商量。好心的村民不忍心看他的土地长满野草,帮他播种,收获。
直到有一天,他穿着难民服——笔挺的黑西服,领回了一个媳妇。大家以为金枝会好好过日子。蜜月一过,在村里,又很难见到他了,他又去卖老鼠药,后来知道他增添了一对儿女。
金枝的儿子初中毕业,到上海打工,还混出了名堂,把老家几个读不进书的毛头小伙也带去,几年下来,在村里买了块地。
我决定提前一天回老家。看看金枝大哥。他家仍然住在快要倒塌的房子里。天快黑的时候,金枝大哥回来了,还买回了两条鱼,有六斤多。我们闲聊了一会,都是儿时的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吃饭时,我敬了一杯酒问他:“大哥,你为什么不要低保?”
“黎明,你多年没有回来,你不知道,领着低保害羞。我这么多年都领低保,从今年起,不要了。”
“为什么?”
酒喝到高兴处,金枝大哥压低声音对我说:“扶贫工作队一进村,申请低保的人太多了。我不要低保了,我有钱。”
我摇摇头,装出不相信的样子。
“我卖老鼠药,每年有这个数”。他伸出一有巴掌,不知是五还是六。我不好问。“这多年攒下来,我有1万多的存款。儿子在上海每年也能苦个一两万,早就脱贫了。”
“大哥,领低保不是可以增加更多的收入吗?反正,钱是国家的,不拿白不拿。”
“放屁,亏你还是政府的人,难道你们就不读书看报吗?国家的就是国家的,我苦来的才是我的。再说,我们国家还很困难。”
我欲言又止。“我不要低保,把名额空出来,给他二婶家,她家去年房子烧了,今年要重修房子。”
“这不矛盾,你有你的名额。你家也该修房子。”
“黎明,你怎么这么想呢。我告诉你,这几年我是沾你的光,村里都把低保给我。去年,我就说不要低保,村长要把名额给他侄子,我勉强才接受。今年说什么也不要。我家是要盖房子,但是现在还能住,别人家更需要。明年我盖房子,竖柱时你一定要回来,回来帮我写对子。”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耳边总响起大哥那句话,“我不要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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