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玩“假拍卖”：真品很值钱但又流拍了

　　相比曾经以买家为诈骗对象的“文物”鉴定、拍卖骗局，新兴的诈骗公司将目标对准“对藏品鉴定没什么基础知识、又急需出手藏品换钱”的卖家。图为上海警方捣毁一个以古玩造假诈骗钱财的团伙。(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25日《南方周末》)

　　拍卖会场内的许多买家，不过是拍卖公司找来的“群众演员”——参观拍前展览的“托儿”，每人每次550港币，在拍卖会场假扮买家举牌竞拍的“托儿”，每人每次750港币;西方面孔的“洋托儿”，每人每次2700港币。

　　大部分受骗者并不了解：藏品如果拿到正规的拍卖企业，若鉴定人员回复“愿意出手拍卖吗”，就意味着藏品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若鉴定人员对东西不看好，一般会回：“好是蛮好的，自己留着玩玩吧”。

　　“我现在就是上厕所，都不敢朝着东边的方向了。简直是吃人的地方。”身在成都的四川乐山人谢永洪恨屋及乌，咬牙切齿地从手机那边敲来这句话。

　　过去一年半，因为把收藏品委托给上海的几家拍卖公司，谢永洪一共损失了人民币5.4万元。其中，骗走他3万元的嘉玺拍卖公司，已于2016年3月17日被公安机关查处。另外两家拍卖公司分别退还了1.4万和6000元。付给上海金堂拍卖公司的4000元委托费，如今成了谢永洪最关心的事。

　　为了索赔，谢永洪专门成立了一个微信维权群。群里39名实名成员，入群时都经过了严密的身份核查：必须提供各种材料并出示自己与身份证的合影，以证明是这家拍卖企业“骗局”的受害者。这39人，与金堂公司产生纠纷的金额共计50.9万元，其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位成员，支付了6万元人民币。

　　过去在文玩收藏市场，藏品鉴定骗局、拍卖骗局主要是骗买家;最近两三年，在全国收藏市场，以卖家为目标的新型收藏诈骗越来越普遍。

　　新的诈骗方式将目标锁定在“对藏品鉴定没有什么基础知识、又急需出手藏品换钱”的人。受害者遍布各地，远至新疆喀什、四川阿坝、青海玉树、贵州老区，甚至台湾地区、日本。内蒙古的一位受害者，变卖掉了子女的婚房;阜阳的一位受害者，借高利贷8万元……

　　那个公司被查封了你不知道？

　　2015年，股票大跌，谢永洪急需用钱补窟窿，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几件“传家宝”。他先是把其中一件传家宝——他外婆的陪嫁，一对民国初年的花鸟盖罐——的照片发给四川一家正规拍卖公司，得到回复：“东西是真的，但是太普通。”谢永洪不死心，又把照片上传到“国宝网”。此后，他每天能接到几十个来自全国各地鉴定、拍卖企业的电话。凭着图片，这些企业为谢永洪的藏品估价四五十万到五六百万不等，并邀请谢永洪到他们公司现场确认。“去看看吧。”抱着这样的心情，2015年11月，谢永洪飞往上海。

　　出发前，谢永洪极尽小心地做了筛选。一家名为“东方宝利”的公司曾与他电话联系，他发现对方并没有相关拍卖资质，于是没再理会。谁知对方反而打电话来，把他骂了一顿。

　　在上海5天，谢永洪每天坐着地铁满城跑，走访了大约20家企业。那些公司大多开在距离地铁口不远的地段，晚上可以营业到9点钟。每家公司的业务员，态度都很相似：先是盛赞谢永洪的藏品为真、很值钱，进而就向他收取展览、鉴定、图录、出关或服务等名目的费用。带着“花一点小钱，大钱就来了”的想法，在综合考虑能否套现和是否正规后，谢永洪和三家公司签了合同。其中3万元，付给了当时具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上海嘉玺拍卖有限公司，委托他们到香港拍卖他的一对花鸟盖罐。在嘉玺，业务员为谢永洪的花鸟盖罐估价150万;直到后来谢永洪听懂行的朋友说，这对瓷器“最多五六千块钱”。

　　合同签订不到两个月，谢永洪就收到了花鸟盖罐流拍的消息。3万块打了水漂，谢永洪失落之余，将流拍归因为自己的东西“确实不好”。2016年1月7日，他再一次飞到上海，除了准备要回自己的花鸟盖罐，还带上了三枚“户部造大清铜币”，期待能相机卖出，弥补损失。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金堂拍卖有限公司。

　　谢永洪等了大概一小时，终于来了一位自称来自江西的“鉴定专家”。“专家”举着放大镜仔细观察了一番，确定这三枚铜币为真品。业务员给出了68万元的估价，并称铜币会于2016年7月25日的拍卖会拍卖。担心再次流拍，谢永洪向业务员吐露了自己急用钱的情况。“我说68万好像还有一点高，就58万吧。”业务员点头答应，谢永洪签了委托拍卖的合同，支付了3000元图录费。1月底，谢永洪又将从嘉玺公司要回的花鸟盖罐也委托给了金堂公司拍卖，并向金堂公司支付了在上海文交所挂牌的费用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