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金银器有什么不同特征？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清新活泼的春秋战国金银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从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而北方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和装饰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不仅有个体形象，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如虎牛、虎狼、虎鹿等，以动物间争斗为装饰风格，打破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那种整齐规范的纹饰布局。动物的形象以写实为基调，个别形象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动物反转式和怪兽造型，又是受斯基泰文化(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西汉时期，吸收汉文化的因素，出现了银匙、银著等饮食器，用途扩大。造型和装饰艺术在继承战国遗风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出现了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图案。制作工艺有锤、錾刻、镶嵌、焊接、模压、浮雕、包金、掐丝等多种技法。匈奴民族的金银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掀起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此外，包金青铜器和以金、银镶错的技艺也十分兴盛，并有很多杰出的创造。

　　富丽堂皇的秦汉金银器。考古工作者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做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单鎏银盒和湖南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出土的银碗、银调羹等。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征，从时代上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范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复组合。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