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作伪的方法有哪些？

　　全器伪作大约有两种方式：

　　1、不以真器为模本，而是自行设计形制、纹饰。在设计时可能参考《考古图》、《博古图》等书所着录之图像及铭文，这些书摹绘本已多失真，再加上作伪者又常对器形与纹饰作局部改造，铭文亦多加以杜撰，于是使此种伪器常出现形制、纹饰不合规范，形制与纹饰不吻合及铭文字体、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见于乾隆以前伪器，在《西清古鉴》等书中即可以看到此种器物。如该书之“商父庚鼎”，形制虽无大错，但口下涡纹带间夹以兽面，商鼎纹饰无此种形式，显为伪制;又如“周仲尊”双耳半环式，实是西周期壶形，但耳间纹饰却为饕餮与曲身夔龙，器形晚而纹饰早，圈足上纹饰也为西周时器所不见，铭文亦不通。这种全伪之器，在着录刘体智藏器的《善斋吉金录》中亦有不少，如“子觯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纹饰形式似觚纹，而且带扉棱，皆为西周觯所不见。容庚先生以为伪，甚是。此种全伪器中，有一着名之器应该提到，即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晋侯盘(又称“晋侯平戎盘”)，盘内底有铭文五百五十字，有错金银纹饰。其铭文为刻成，书法拙劣，文辞杂取自散氏盘、石鼓文及《尚书》、《左传》，双耳制造不佳，圈足为焊接，内底呈圆形凹陷。此盘约伪造于乾隆时，曾藏于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国。

　　2。以真器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蜡法(贴蜡法)铸成。多见于乾、嘉以后。以此种方式所作伪器，由于形制合于规范，且往往又于其上创造假锈，故较难识破，尤其是作伪高手制品，几乎能乱真。但研究者们经数年探讨已积累了一定的辨伪经验，主要是从青铜器铸作技术角度进行辨伪，其要点可以概括为：

　　(1)新铸伪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这是因为商周青铜器长期埋葬于土中，多已经缓慢腐蚀，黄河书画网，铜质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坏，而伪器无长期腐蚀过程。如陈佩芬先生曾着文公布上海博物馆所藏西周晚期师兑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伪制之器，尺寸与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于有此种现象，故有经验的鉴定者都有用手掂量亦可感知真伪的体会。

　　(2)用失蜡法(贴蜡法)所铸伪器器表无突起的范线。商周铜器多采用块范法铸造，合范浇铸后，器表多留有范线。用失蜡法制伪器既不用块范，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范线。用此种方法制模，是先于外范上贴蜡，分割成几块，然后拼合在一起。这样在浇注铜液后，即会在器表上看到蜡模拼合处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迹，与块范法铸器凸 ，起之范线形状显然不同。

　　(3)伪作器多无垫片。古代用块范法铸造，需用碎铜片按一定方式垫在内外范间以固定二者间距离。有的青铜器甚至能在体表凭肉眼看见垫片。但作伪者，特别是早期作伪者，限于对商周铸铜技术的了解程度，一般并不懂得使用垫片，更不可能清楚地了解不同时期垫片的分布方式，因此垫片的有无与垫片的分布方式可作为判定真伪的的重要参考。关于商周铜器内垫片的分布方式，台北故宫博物院张世贤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他用强度可达200KV的x光透视机对若干商周铜器进行观察的结果，发现商器腹底垫片一般不超过三个，放置在模、范之间距离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见垫片。西周时器(如鼎)腹底垫片数目皆多于三，比较常见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纹部分有三个垫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与足间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两个垫片对称排列，此时期器壁上有数量甚多的垫片。春秋战图时期圆形器腹底与器盖垫片也多作有规则的(如呈环状)排列，方形器则不规则。此时器壁较薄，故垫片使用极多。张文并介绍用强力X光机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进行透视的结果，知其垫片的分布及其他内部特征与大部分西周铜器表现的一样，从而肯定其为真器。

　　(4)古代以块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表面较严密、光洁，而用翻砂或失蜡法所制伪器表面有时会出现砂眼、缩孔等现象。

　　(5)新铸伪品所做锈与真锈有区别。古代青铜器长久埋于地下，与潮湿土壤、地下水及其他诸种有机、无机物相接触，表层即会发生化学反应而生锈，由于此种锈是逐渐生成的，故有复杂的层次，诸层次色泽不同，且周围边缘有自然的断面。其质料坚硬，用指甲剥抠不易脱落，用刀剔或用锤敲击后会成片或成块脱落。但假锈是用人工方法在较短时间内造成的，故与真锈在形态、质地方面均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