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从鉴定《读诗疏笺钞》想到的

　　近日翻阅旧时笔记，多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见善本图书的记录，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为多，盖其时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初审、复审、定稿时所记。其中有些记录是在审校善本图书以卡核书时所发现的问题，有的是根据复印件或照片做出判断的不同版本特征，有的是请教顾师廷龙、潘师景郑、冀淑英等先生后所得。当时随手做的记录中，涉及书估(同“书贾”——编者注)作伪、著录错误、著录不妥的较多，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对有些研习版本鉴定者，或图书馆专业人员有些借鉴。反之，如若当年不及时记录，那也就烟消云散，记忆不再了。

　　《读诗疏笺钞》版本的鉴定

　　上海图书馆藏的《读诗疏笺钞》不分卷，题清程晋芳撰。卷一第一页有“歙程晋芳学”，并钤有“鱼门”白文小印。原著录作“手稿本”，1961年时定为二级藏品。1981年，我在复审此书时，调出原书细看，发现“歙程晋芳学”之“歙程晋芳”四字系挖补后所加，栏线接缝紧密，初看无隙。如此，作程晋芳“手稿本”就有疑问了。一般来说，作者都很重视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页上书写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却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补，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从未有作者本人在第一页作者项处对自己名字写错并挖补的。此书有钤印，为“磊所见”“陈氏审定”“鱼门”。“陈氏审定”的印钤在“程晋芳”的中间。

　　此书后以“手稿本”而被误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第98页。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里未收，盖当年认为是“清抄本”而删去。

　　程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是重要的四库全书纂修官。实际上，这部书并非程晋芳的著作，作者应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书之第一页上原应为“□□□□学”。只是因为书上钤有“鱼门”的印，别有用心者就将“□□□□”剜去，另配相同纸色补写“歙程晋芳”，加上有程氏“鱼门”之印，这样就可以使人认为这是程晋芳的稿本。对于书估来说，只要能赚钱，他必定会使伎俩发挥作用，而购书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济，那绝对是会上当受骗的。

　　版本鉴定非一朝之功

　　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说是学问，就是说里面有许多问题还值得研究，有些前人早已涉及了，有的则没有，还需要将来有人再做下去。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版本鉴定不容易。一是说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叶的《郋园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来书归周越然，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纪事》，前人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笔避讳，统与其他宋版书相同之故。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见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

　　由此而想起，1979年12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某图书馆为了配合会议，临时做了一个善本书的展览，将馆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书请与会人员观赏。那天早上，沈燮元拉我去看展览，并说有一部书你看看是什么版本。原来那是一部《大广益会玉篇》30卷，在说明卡片上注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说这部书不收。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收外国图书，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说：(北京某馆)认为是元刻。后又请丁瑜来看。丁瑜看了，意见和我相同。事后，我告诉沈燮元，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过功课。因为前不久我在四川省图书馆也看到这书，也是作“元刻本”，当时觉得有疑问，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记下该书卷一第一页和其他页的特征，回到上海后，即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细比对特征，再请教潘师景郑先生，原来川馆所藏是一个日本据中国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国的书，字体极似旧本，但用日本皮纸，较中国皮纸更韧，此种图书，稍一疏忽，即会走眼。

　　再就是1980年的事了，北京某大学图书馆藏《中吴纪闻》6卷，宋龚明之撰，明正德九年龚弘刻本。卡片上写有“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并有李盛铎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何金文(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在审阅此书卡片时，觉得“黄丕烈校”有疑问，就请教也在编委会工作的该大学馆某先生。某先生说没问题。也很巧，过了些日子，我和沈燮元去该馆看一些有疑问的版本图书时，何金文便委托沈燮元顺便也审看一下黄跋的真伪。黄丕烈是清代大藏书家，他的题跋一直为后人所重视，而沈是研究黄丕烈的专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和黄氏进行跨时空“对话”，所以他对“黄体”太熟悉了。果不其然，书一打开，他是一眼定“乾坤”。黄跋的字有点像，但没有黄的韵味，那当然是后人摹写，而非黄氏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此书，但删去黄跋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