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南洋收藏：新加坡袖海楼藏画

吴昌硕《四天花卉展》∕1895年作品∕袖海楼收藏

　　在新加坡及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世界里，袖海楼收藏，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收藏的价值，在于藏品的品质与意义，袖海楼收藏的独特性，就因为有一位独特的主人，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

　　“袖海楼”的斋号，出自苏东坡的“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这两句咏石的千古佳句，写苏轼在山东蓬莱海边捡拾海石的感受，以石喻海，也点出了收藏的趣味与精神。

　　历代中国书画收藏家，都是传统的朝廷与文人，袖海楼主人杨启霖(1917-1998)，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书画藏家。

　　他生于广东潮安，少年家贫，无力读书，只好离乡背井，随祖母“过番”南来谋生。刚到新加坡时，只有身上穿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把雨伞，举目无亲，只能以劳力谋求三餐温饱，在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一家商行当劳工。因工作勤奋，被老板擢升为督工。

　　1941年底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军入城时，在驳船码头附近桥头杀人示警，一时风声鹤唳，没有人敢上班。这时刚好有一艘货轮，载有其商行的货物到来，却没人敢去卸货。杨启霖因平时人缘好，得到一批工人挺身义助，大胆到码头卸货，暗藏在垃圾车里偷运出来，让公司免于倒闭，还赚了大钱。公司给他大笔赏金，并擢升他为货仓管理人，晋升为管理层，学到许多做生意的知识。

　　二战结束后，商行老板支持他创业，合作专营树胶和土产转口贸易，1951年韩战爆发，树胶价格猛涨，公司盈利大增，杨启霖一夕致富。

　　1963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生对抗，书画家百科，印尼土产无法运来新加坡，他又灵活应对，安排把印尼原料卖到香港，再转运来新，盈利丰厚，奠定事业基础。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开始推动工业化。杨启霖审时度势，设厂经营原料加工，成功扩大事业规模。

　　事业成功后，杨启霖和早年许多本地华商一样，热心社会公益，长期担任同济医院等多个慈善机构的董事。

　　如此背景和经历，和书画艺术全无交集，却能成为一位书画藏家，使袖海楼收藏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

　　和多数藏家不同，杨启霖最初购买书画，只为了经商送礼。

　　50年代初他开始经商时，新加坡河畔许多潮籍同行的公司里多有悬挂书画风气，他偶尔也会买些书画，挂在办公室应景。

　　当时有一位日本商家到他的公司谈生意，看见挂着一张齐白石的画，很喜欢，杨启霖就拿下来送他，日商很高兴，当下就做成一大笔生意。

　　他说和这位日本商家应酬花费不少，却一直无法谈成生意，没想到一张画就“解决了”，让他觉得很奇怪。但杨启霖和一般商人不同，并不因做成生意就满足，而是觉得人们为何会对齐白石这么感兴趣，就开始向朋友请教，渐渐有了认识，开始了个人最初的收藏。

　　如此收藏起步，可谓无心插柳，和一般传统书画藏家大不相同。

　　两大独特品鉴法为藏品把关

　　杨启霖最特别的一批收藏，出现在60年代期间，因当时文革开始，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以批发形式大量出口，装箱大批运到新加坡几家与中国有来往的贸易公司。

　　杨启霖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往往以整箱包下的方式购买，进口商都喜欢卖给他，甚至货一下船就整箱从码头直接送到他的公司。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书画家百科，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

　　60年代期间，上海朵云轩销往新加坡的书画，杨启霖也是最大的购藏客户。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许多书画家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他几乎每场必到，并往往购买全场最主要的作品。

　　80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虽然年事已高，他仍兴致勃勃半夜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竞标，可见他对书画收藏的热衷程度。

　　从水客、友人、画家、画廊到拍卖，杨启霖的藏品来源，完整反映了20世纪新加坡收藏中国书画方式的时代历程，特别是整箱成批购藏的方式，更是一段特殊的时代机缘，是袖海楼收藏的一大特点。

　　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经过40年积极购藏，全盛时期的袖海楼累积古今书画近千件，成为新加坡重要的中国水墨书画收藏。

　　鉴定与选择，向来就是收藏中国书画一大难题。

　　杨启霖处世精明，他自知学识有限，便以两个独特的品鉴方式，为自己的收藏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