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考古事变切忌“挖宝”头脑

　　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基础薄弱，田野考古人员极少，没有自著的通论性著作。1950年代初，全国有限的田野考古人员中，只有两位先生留学外国、熟悉先进国家考古研究状况。梁思永卧病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夏鼐是唯一受过科班训练、能够亲临第一线的专家。因此，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指导考古研究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夏鼐连年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全国考古训练班，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手把手传授考古发掘的理念与技能，从而成为考古学界公认的一代导师。

　　夏鼐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工作，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切忌“挖宝”思想;亲临现场进行具体指导，认真审阅考古报告。他又及时总结各地考古工作的收获，并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引导大家明确学科发展方向，避免误入歧途，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而他个人在百忙之中进行的学术研究，则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在考古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创造性的研究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间的创造性研究。主要是最早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最早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并在现阶段倡导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1940年代，夏鼐在已有学者对安特生(J.G.Andersson)主观构拟的中华远古文化分期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第一次通过甘肃地区的调查发掘，改订齐家文化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的相对年代，提出中国史前时期存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而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分期体系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田野考古在全国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遗存，过去习用的几种文化名称已经难以概括。面对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于1959年年初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以及定名的条件和方法等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该文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而确定新的“文化”名称，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是有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的类型品。这种类型品，经常地共同伴出，而不是孤独的一种东西;(2)这种共同伴出的类型品，最好发现不止一处;(3)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至少有一处遗址或墓地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夏鼐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造成一些不应有的纠纷。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这篇文章，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又一重大贡献，书画家百科，是“文革”前夕在他的领导下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1977年，他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亦即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问题。该文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独到看法，尤其可贵的是，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该文指出，所谓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从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改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此后四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众多考古学家的共识。社科院考古所在夏鼐的领导下，有重点地开展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和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则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