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即将在8月3日举办“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手札精品展”，遴选出馆藏吴门著名书画家手札精品49通。

　　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展览图录《遗我双鲤鱼：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集》总计收录了82通手札精品，下文详述的《吴宽致欧信札》即收录其中。吴宽的这件书札又称《乞情帖》，是吴宽为受科场弊案牵连的同乡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请其通融照顾的信札。曾经吴湖帆收藏，定名为《唐寅乞情帖》，上有“吴湖帆珍藏印”“梅景书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吴宽致欧信札》

　　吴宽的这件书札又称《乞情帖》，是吴宽为受科场弊案牵连的同乡友人唐寅向同僚乞情，请其通融照顾的信札。书法作小行书，墨色淡润，字距紧凑，点划微腴而提按自然，具有吴宽典型的书风。曾经吴湖帆收藏，定名为《唐寅乞情帖》，本幅上有“吴湖帆珍藏印”“梅景书屋秘笈”等收藏章六枚。

吴湖帆鉴藏印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春闱，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弊案，户科给事中华昶弹劾会试考官程敏政徇私鬻题，收受江阴考生徐经及唐寅的贿赂。科举取士，国之根本，舞弊一说既出，天子震怒，令礼部议处，礼部以“风闻”立案，华、程、徐、唐皆下狱，数月审理质问，官员猜疑攻讦，察无实证，终不能定论。案件的结局两败俱伤，华昶以“言事不察”，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程敏政以“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令其致仕，出狱仅四日即因痈毒不治;徐经、唐寅则以“夤缘求进”黜充吏役1。这场是非的因果缘由，数百年来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惟对於唐寅，盛名遭妒，高才受黜，士流多同情惋惜。

　　弊案结定时为弘治十二年六月，吴宽这件《乞情帖》，按其款署及考其札中言事，当作于同年八月十九日。细考其中内容，可对史料记载稍作证实补充。全札如下：

　　自使斾到吴中，不得一书，闻敕书已先到，亦未审何时赴浙中，极是悬悬。兹有□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坐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疏内，後法司鞠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今便道告往浙省，屠老大人惜其遭此，定作通吏名目者。如渠到彼，切望与贵寮长杨、韩二方伯大人及诸寮友一说，念一京闱解元，平生清雅好学，别无过恶，流落穷途，非仗在上者垂眄，情实难堪。俟好音到日，或有出头之时，谅亦不忘厚恩也。冗中具此，不暇他及，惟冀心照不备。眷末吴宽再拜履菴大参大人亲契执事。八月十九日具。

“南京解元” 朱文印 唐寅《行书为史君书旧作诗卷》故宫博物院藏

　　(弘治十八年(1498)29岁的唐伯虎中应天府乡试第一，即“解元”)

　　信的前半段，是吴宽对事情原委的简要叙述，说明唐寅被牵连其中是由于为“坐主梁洗马”到“程处”“求文送行”。“程处”即程敏政;“梁洗马”即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梁储，一年前(弘治十一年)任应天府乡试考官，录取唐寅为解元。同年年底，梁储奉命充任正使，持节往安南，代表皇帝封安南世子黎晖为安南国王2。所谓“求文送行”即指此事。继而有“妒其名盛者”加以毁谤，及至下狱充吏。吏即胥吏，明初以来，官与吏泾渭分明，身份地位别如霄壤，胥吏不得任御史，不得任知府，不得考进士。这就意味着吏员永无出头之日，进入高级官僚阶层的途径完全被堵死，一旦为吏，再难翻身。甚至“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于胥吏，以奴隶为之，盗贼待之”3，这是自视清高的文人无法忍受的折辱。因此，士大夫们多对唐寅表示同情，此时的吴宽正任职吏部右侍郎，他所接触与感知到的应该是士流对此的真实态度。

　　信的后半段，是吴宽向唐寅即将充吏的地方长官乞情，请他与同僚善待于他。唐寅被判充吏役，书画家百科，至于到何处为吏，正史中并无记载，祝允明为唐寅所撰墓志铭中说被“黜椽于浙藩”4，吴宽此札可以证明这一点。札中有“未审何时赴浙中”“今便道告往浙省”之语，既然是为唐寅乞情，对象应该是当地的地方长官。确定了受信人任职的地方，就可以进一步考证此人的身份。吴宽对受信人的称呼是“大参大人”，“大参”即参政，明代职官，各地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其下有左右参政若干。又札中言“闻敕书已先到，未审何时赴浙中”，可知此人即将赴浙江任参政之职。查《明实录·孝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三，弘治十二年八月“升户部郎中欧信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浙江参政的职务都没有调动的记录。因此，吴宽的这封信，应当就是写给欧信的。

《吴宽致欧信札》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