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乱开 中国现代书法30年“ 2016.11.21 - 2016.11.29

摘要：清宫里出来的东西大多是皇帝使用或收藏的，它一定是宝物。相信有这种想法的老百姓绝对不在少数。但实际上，清宫藏品鱼龙混杂，珍品虽多，山寨假货也不少。乾隆收藏的《谢赐御书诗表》系赝品，清宫养心殿里藏有一幅宋代李公麟的《免胄图》，又名《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落款为“臣李公麟进”。该画…

　　清宫里出来的东西大多是皇帝使用或收藏的，它一定是宝物。相信有这种想法的老百姓绝对不在少数。但实际上，清宫藏品鱼龙混杂，珍品虽多，山寨假货也不少。乾隆收藏的《谢赐御书诗表》系赝品，清宫养心殿里藏有一幅宋代李公麟的《免胄图》，又名《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落款为“臣李公麟进”。该画曾被录于清代专门收录宫廷收藏的《石渠宝笈续编》一书，画卷描绘了唐代名将郭子仪说服回纥大破吐蕃一事。但是，直至清室败落，很多鉴赏专家见到画作后才发现，虽然画面协调、用色落笔等均有古风，白描人物也极具宋人风采，但是更多证据显示，这幅画却不是出自李公麟手笔，而是后世仿品无疑。

　　书画如此，瓷器、金石等收藏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清宫文物时，发现有很多“大明康熙年制”款的瓷器，很穿越不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清宫里的清代瓷器大多是官窑所产，怎么能容许出现如此错误?但是经过专家鉴定才发现，这些瓷器大多都是清后期私人烧制的仿冒货，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假货。

　　看到这里，很多人或许要问，这么多假东西是怎么流入皇宫的呢?难道入宫之时就不作辨别吗?当然不是，鉴定肯定要做，而且也还算严格，只不过既然鉴定都是人做的，难免就会出现人为问题。这些人为问题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类情况。一是清宫收藏中有些是前朝遗物，有些是入清后大臣们的贡品。虽然当时也作鉴定，但走眼的时候很多，因此一开始收藏就将赝品当成了宝贝。据史书记载，康熙时期的名宦高士奇，深受皇帝信任，于是为报知遇之恩，高士奇常常拿些名画充贡。但是等到他老了，写了一本书叫《江村书画目》。人们才知道，他藏的画共有九类，其中有所谓“永存珍秘”的，都是真品，往往自己保存，绝不示人，而呈送给康熙的，有不少题写着“赝迹且值极廉”，这老小子的心机套路都挺深的，胆子也够肥的。

　　别外一种情况就是太监们的弄虚作假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清代的太监权力虽然不如过去那么大，但是他们毕竟是皇帝身边的人，很多贡品、珍玩往往都经由他们调度。于是，一些既想巴结皇帝、又拿不出好东西的朝臣，黄河书画网，就想办法拉拢太监，给太监一点好处，将进呈皇帝的礼单写得很贵重，实则只是买点假货交差。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馆建立之初，里面留用着一个叫陈子田的老太监。据他回忆，在慈禧太后时，大臣们假如只准备了一个价值二百两银子的礼物，如果再给太监二百两银子，那么这件东西的真假、好坏，就都再不用理会，太监们自然会将一切摆平。清宫的太监不但善于在皇帝眼皮子底下滥竽充数，更是善使移花接木之计。特别是清代中晚期以后，在内忧外患面前，皇帝们顾不得宝藏古玩，制度监管日渐宽松，这就为太监盗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于是，很多太监互相勾结，将皇帝所收藏的珍宝拿出去卖掉。为了掩人耳目，书画家百科，就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古董摊上的假货搪塞。

　　据有关档案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永寿宫见到几只大木箱，按照题签说明，里面应该全是吴道子、张僧繇、范宽、李唐等人题款的名家名画。然而，等打开箱子才发现，所有东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都是清晚期的仿冒品，而且仿冒质量非常低劣。当时专家们推断，这些东西连同那些“大明康熙年制”的瓷器很可能是太监们弄虚作假的结果。可见，皇权貌似不可一世，其实也好糊弄，也很可怜，因为人人都在糊弄它、应付它。

　　还有就是皇帝自己的原因造成的，皇权之下，皇帝老子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真的也是假的。清宫里曾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乾隆时期有位臣僚追随皇上多年，乾隆爷见他办事老练，就给了他个做外官的机会。要知道当时的外任官收入丰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肥缺。见皇帝这样青睐自己，这位仁兄当然很是感动，于是就利用闲暇，收集了十多幅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字画献给皇帝。可是乾隆只看一眼礼单，就大笔一挥写道“假的，不要”。当时，这位仁兄就蒙了，不明白为什么，很是郁闷，后经多方打听才如梦初醒。米芾一字千金，存世作品又很少，一次能买这么多，乾隆爷当然不相信。乾隆皇帝虽然眼光独到，但看走眼的时候也很多，他所认定的很多真迹，后来证明就都是假货，而被他厌弃的诸如《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倒恰恰是传世珍品。再举一个例子。据档案记载，清代内府里曾藏有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楷书作品《谢赐御书诗表》，但是这幅字当时竟然有两个传本，内容也都一样，而且均行墨持重，措笔安和，字字端严劲实。当时，人们对此问题并未太多留意，故也无法作出翔实分辨。因此，其中有一幅字就很轻易地被乾隆皇帝赏给了自己的皇六子永瑢，清末又流传去了日本，被日本收藏家所获。剩的一幅则一直留在清宫，并被乾隆皇帝刻入《三希堂法帖》。百年之后，专家整理清宫遗物，才发现留下的这幅字虽也有一定文物价值，但恰恰是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