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 人桥 版画 1948年

　　五岭之南的广东，有着五色焕丽的历史文化华章。远的不说，近些年，有学者重新省察晚清阮元、张之洞督粤导致的两次文化突进。1924年，阮元在广州越秀山创建学海堂，成为中国最早实行导师制的学府，培养了文廷式、梁启超、胡汉民等大量人才。阮元引朴学入粤，提倡“崇尚汉学，实事求是”，扭转了空谈心性的风气，对近代广东文化的发展影响至钜。倘没有这样前提，不可想像岭南能接连推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恒等一大批文化人。1920至1930年代，聚集京师的广东学人不乏名家。新学梁启超，史学陈垣、张荫麟、陈受颐，诗学黄节，古文字学容庚、商承祚，版本目录学伦明，思想史容肇祖等，皆足领袖群伦。无怪乎，上世纪30年代会有学界大家陈寅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等人种种推崇粤学的议论。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经了一连串激烈的动荡与变化。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由涅槃转往新生的蜕变。这一进程，是沉重、痛苦和十分艰难的。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不仅是中国美术的特定语境，也是它依托的平台和嬗变的动因。

　　美术得预时代风气之先，岭南艺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迹，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是一致的。

　　康有为首开变革之路

　　要谈百年来的中国美术思潮，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说，第一个要提到的都是康有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时，34岁。7年后，他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其实，变法维新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化运动。且不说改良派的康、梁，谭嗣同、严复等人数年来在各地组织学会，设报馆和学堂的种种努力。“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所下的数十道诏命，便有废八股、设学堂、编译书籍等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诚然，这些措施随着慈禧政变得手全变了废纸，但维新派改造文化的苦心殷殷可鉴。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1904年，在参观了欧洲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后，他对中国绘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看法——“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1917年，康氏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更哀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接着，他进一步慷慨陈词阐述遍历“百国”之画所得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的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总体而言，他虽尖锐批评了几百年来的文人写意画风，但仍然是主张中西结合的。只不过，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15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在今日看来，康有为的看法不无偏激。但在清末民初沉闷已久的中国画坛上，这变革呐喊是一块掷入死水的石头。

　　鲁迅、蔡元培、陈师曾、徐悲鸿、刘海粟、乌始光、陈之佛等都是其时人所熟知的弄潮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主张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力倡新艺术，主张兼容并包，还有任用陈师曾、林风眠、林文铮，支持徐悲鸿、刘海粟等举措，对中国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之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作用。

　　1917年，教育部拟建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34岁的中山人郑锦受命筹措，他赴日本“取经”，搜寻资料，设计课程，筹备师资和招生。“北平美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出自广东梅县的林风眠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25岁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林风眠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提出“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广纳人才，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林风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代表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筚路蓝缕的可敬前驱。

　　广东成为美术革命的重要阵地

　　19世纪末以还，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鼎足而三的重镇。聚集于这三地的美术家群落，往往标示着这个时代的走向。大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变革之潮波及各地，广东的反响尤为强烈。1887年出国学习油画的的广东人李铁夫(1867—1952)说过，“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