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与吴冠中为20世纪中国画坛突出的两位革新画家、两人既是同事更是战友与朋友,且友谊甚笃。尤其在对待中国画的现代发展上,二老同属“革新派”阵营,思想开放富有创新意识。吴先生称赞张先生的焦墨画“在焦墨中作加法,用最简洁的手段表现无限的丰富”。而张先生对吴先生的民族化的油画和现代化的国画也是一再褒奖,“吴冠中的油画,是‘民族化’的油画,吴冠中的中国画,是‘现代化’了的中国画。吴冠中的油画和中国画,在他自己身上,得到有机的统一”。

　　20世纪末,在美术界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发展要不要重视笔墨问题”的学术争论，就是由张仃与吴冠中主导的业界著名的“张吴之争”。

　　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关系，恩恩怨怨，已经一个世纪了。

　　一个世纪，对于文化交流来说，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好奇、新鲜、偏见、拒斥等等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主观心态，100年的时间是够澄汰。今天，我想所有深思笃好的画家和理论家，都可以平心静气来谈一谈，中国画到底有没有不可替代的特点?因不应该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

　　世界上任何一个物种都是环境的产物。他长成这个模样或者那个模样，它有这种习性或有那种习性，都是一样环境而进化出来的。文化也是一样。文化是人类对环境形成的反应系统。绘画是文化的一部分，它也是人类对环境所形成的反映形式。我们知道，地球在星系中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人类的文化从星系的角度看有自己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共性。因此，绘画，只要是人类画出来的，都会有人类自己的共性。但地球是圆的，它有南半球还有北半球，还有温带、热带、寒带。为适应环境，具有共同祖先的人类甚至在体型、肤色、毛发上都明显的发生了变异。而不同的自然环境，甚至决定了不同地域人类生产、生产工具的不同样式，决定了不同地域人类宗教信仰、艺术表现的不同。这些不同没有什么对和不对，在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智慧上甚至没有什么高下智愚之分。因为它们是环境同人互动的产物，是环境同人相互选择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画同西洋画相比，同是观物取象，但是从原始人的洞穴绘画和岩画开始，它们的区别就很明显了。我们至今不太明白或者不能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在文化的源头就造就这样分野?但我们看到，等到文字被创造出来以后，等到书写工具绘画工具各自定型之后，这种分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无可挽回的扩大了。在中国，书写文字的工具，同绘画的工具一直一体不分，而在西方是分离的。一体不分的状况造成了“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的现象，而这一切共生现象在西方不存在。文化共生现象造成了审美认识上、审美评价上、审美实践上的“解释前理解”——一切中国绘画的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实践都要从这个“书画同源”的文化共生现象出发。中国古人直接用“笔”这一工具名词来定义这一工具文化，它实际上包括笔性、笔力、笔姿、笔运、笔格这样一个分析和评价体系。中国古代美学关于这样一个笔的工具文化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在世界美学文库中独立自足。它是认识中国画的最根本的立脚点，是中国画最中的识别系统。

　　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画家都有自由怎么画画。不想再用中国毛笔，甚至完全不用笔，都是画家的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效果，但肯定不是中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事实上古今中外有那么多的画家不用毛笔画画，也根本不知何为中国人的“笔性”，但并无人去异议他们，因为他们不把自己的画法强加给中国画，井水不犯河水，所以相安无事。但如果要把这种个人自由强加给中国画，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画的工具文化，就必然引起反抗。我看过刘国松先生的作品，他在绘画意境上有新的开拓。它通过特制的指示，用撕去纸筋的办法造出一种类似冰纹的肌理效果，看上去比用笔画出来的皴线更自然随意，更有误偶尔成文的效果。刘先生有一个支持自己实践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画(主要是山水画)的笔墨最终落实为各种皴法。在他看来，皴法只是古人表现山石树木自然肌理的符号--这是皴法的全部意义。所以，只要能达到表现肌理的目的，为何一定要局限于用毛笔呢?撕纸筋、水法、油法、拓印，甚至直接把宣纸放到石头上、树皮上拓塌，不也可以获得所需的肌理吗?这个逻辑在刘先生完全是自圆其说的。但刘先生的前提是把笔墨完全等于皴法的内涵规定为表现肌理，然后以此为前提展开她的逻辑。问题是，中国画笔墨的概念范畴大于皴法，皴法的概念范畴大于肌理。刘先生在与设定前提示时已把中国画笔墨概念中最精华的内涵抽取掉了，一只仅仅用来画肌理的笔当然毫无工具文化可言，革不革它的命其实已无关紧要，因为它的命已在认识上被刘先生革掉了。明乎此，我们知道，刘先生命提中要革的那支笔的命，原来本无命，而我们中国画家千百年来赖以安身立命的那只笔的命，刘先生碰都没有碰到。因此我觉得刘先生大喊“革毛笔的命”有点像唐·吉珂德战风车，他战的是风车，而并非魔鬼。刘先生本来完全可以不同中国画的命纠缠在一起的，它可以更自由，更开放，更革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那样的话，他的艺术天地一定比现在更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