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乱开 中国现代书法30年“ 2016.11.21 - 2016.11.29

摘要：2016年年初的香港巴塞尔博览会，乔治·莫兰迪(GiorgioMorandi)创作于1951年的《花》由一家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画廊带来展出销售。起初，艺术家赵赵在偶然间看到，驻足许久，希望将其买下，来完成一件新作品。但当赵赵经历一番波折再次回到展位时，书画家百科，画的右下角早已贴了一个红点&md…

　　2016 年年初的香港巴塞尔博览会，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创作于 1951 年的《花》由一家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画廊带来展出销售。起初，艺术家赵赵在偶然间看到，驻足许久，希望将其买下，来完成一件新作品。但当赵赵经历一番波折再次回到展位时，画的右下角早已贴了一个红点——每个人都知道这代表着作品已被售出，但赵赵并不知道究竟是谁购得作品,只能在展会 2000 多流明的灯光下，拍下了一张带着红点的《花》及作品内外全部细节的照片。半年后，藏家邓喜红前往赵赵工作室，在闲谈中说到正是她收藏了莫兰迪的《花》。

　　一切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蓦然回首，莫兰迪不在灯火阑珊处，而是在眼前人的手中。于是，在交流了作品的创作动机后，邓喜红与赵赵决定在赵赵开办的草场地305空间举办一场展览——这个展览里有两张画，一张是莫兰迪的原作《花》，另外一张是赵赵画的拍摄下来的这张莫兰迪的画《莫兰迪》。换言之，共有三道工序构成了本次展览——在香港巴塞尔博览会这个最为商业的场所拍摄莫兰迪的作品《花》及旁边的红点与阴影，将照片的全部内容和细节以照相写实的方式绘制而出，将《花》的原作摆置在展场。

　　展览海报 左为莫兰迪《花》 右为赵赵《莫兰迪》

　　展览现场

　　35mm镜头在二十世纪初成为摄影主流时，基本上所有摄影师都曾受到过布列松对于“决定性瞬间”论述的影响——在极短暂的几分之一秒的瞬间中，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加以概括，并用强有力的视觉构图表达出来的摄影观念在二战前后被公认为是一种大师语言。而就在这个理论风行之际，罗伯特·弗兰克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不希望捕捉‘决定性的瞬间’，世界在飞快地转动，世界也不是完美的。”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有个性的摄影家开始独辟蹊径，一反“决定性瞬间”的创作方式，通过极其随意的眼光观察这个平凡的世界，以表面上看去不经意的一瞥融入摄影家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个人化的经验与角度在创作中开始变得重要。

　　而在某种程度上，当赵赵记录了《花》这一作品在香港巴塞尔被交易后的某一瞬间时，即便艺术家曾在采访中表示这一瞬间喻示着“对科技、资本、出口、市场运作和展览光源带来的一切的影像的定格”，但这种定格已然不同于曾经宏观叙事的大师般的“决定性瞬间”，而仍是被个体的情感与巧合所主导。而一切基于此的评论与态度，也都是与个人情感和思考息息相关。

　　赵赵第一件用油画的方式与艺术家结合的作品——《无题·杜尚》

布面油画、画框、碎玻璃，25×18cm，2013

　　事实上，作品中特意出现的那个红点不只是莫兰迪与资本市场的连结点，同样也是赵赵与这件特定作品间所发生的最具戏剧性的关联——一切巧合、艺术家与艺术市场的关系，以及赵赵对于《花》的最强烈的感受，都融合在这一颗红点中。而在某种程度上，这颗红点似乎又像是对于莫兰迪作品的一种“点痣”行为——一颗美人痣。

　　在崔灿灿看来，莫兰迪一生忠于意大利北部的中产阶级传统，遵循着老式教员式生活，一种可靠的中间趣味和标准，像是属于旧时代的魅力，关于谦逊和严谨;而如果没有艺术，赵赵却可能成为一个暴徒——和与世隔绝恰好相反，他与这个时代的冲突以及社会性问题极为紧密。但他又迷恋、把玩传统文化中遗迹、一件佛像，或是玉器，或是一件经典作品所象征的某种历史。而当两件有着独立身份的作品《花》和《莫兰迪》在 305 共同展出时，这两张画变成一条证据链，并完成了一次对话。它们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时空和事实：一段看画寻人的尘封历史，两个截然不同的新旧时代;一个在人群中度过一生的独居者，另一个试图在无限开放和给予限制的两面性之间摇曳的极端之人。并让我们坚信，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在绘画的审美情感中存在，而是透过绘画本身，发现它所富含的诸多模糊不清或距离遥远的信息。

　　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