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建先生家的一顿晚饭

　　这顿晚饭，是 1990 年 8 月，可能是 12 日。

　　一顿饭，放到今天确实不是事，现在人有钱了，在大饭店请客也是小菜一碟，但在 1990 年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又逢那个“多事之秋”，一个在1989 年 8 月 3 日受到停职反省“处分”，刚刚一年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别人见他躲都躲不及，就连老同学、老熟人都装着不知道他到太原来了，但已经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七、八年的王建先生，不容置疑地请张先生到他家吃晚饭。我有幸作陪，陪同的还有杨富斗先生等人。

　　过去的许多事渐渐淡忘了，但二十五年前的这顿晚饭始如同在刻我心里一样，经常回想起。写这篇短记时，我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对王建先生、杨富斗先生的怀念和敬畏之中，书画家百科，一改过去开门见山的写作习惯，有点乱了章法。话，得从1980年说起。

　　这年到1983年，那时还在吉林大学工作的张先生率领考古专业师生到晋中考古，三年间先后发掘了山西太谷白燕、汾阳杏花村，调查了吕梁山孝义、柳林、石楼、娄烦这三县一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负责人的他来去匆匆，来了后绝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工地，只是解决工地上的事和倒车时才到太原，没有到山西南北领略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的机缘。直到1990年8月张先生偕夫人马淑琴女士来到太原，我提前得到这个消息也赶到了。这时昔日的学生们王万辉、海金乐自发组织，宋建中也加入进来，不管先生愿不愿意，说走就走，踏上北上的汽车。当时大家抱着茫然的心情，都是工作不到十年的年轻人，走一站看一站，从五台山来到大同后，受到时任大同市文物科科长的张畅耕先生的热情接待，看应县木塔、右玉善家堡魏晋墓地、方山北魏王陵等，最后从朔州坐火车硬座重返太原。

　　在太原火车站，杨富斗先生早已等候在站台上，张先生走出车门的瞬间，“忠培，辛苦啦!”多少感情浓缩在杨先生这短短的五个字中，黄河书画网，既是为张先生一行六人车马劳顿亲切问候，又是为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任上遭受一年的停职反省知心安慰。“富斗，你好!”张先生重重的湖南长沙口音，依旧不改“张大帅”的做派。他们还是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相识的，当时张先生读本科，杨先生是在考古界闻名的“黄埔二期”的学员，这是1952年8月～11月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交往仅仅三个月的时间，1963年已经到吉林大学的张先生陪同于省吾先生到过杨先生工作的侯马文物管理站，在晋中考古期间还到过侯马站一、两次，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彼此在考古界内赢得绝非“等闲之辈”的声誉，也相互熟悉。杨先生在太原火车站站台接张先生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但更没料到的事是，当天的晚饭是在王建先生家吃的，杨先生和我陪同。

　　王建是国内旧石器考古权威，又是山西所的前任领导，不多说话，听杨先生讲王建先生的文献底子很好，以前我见王建先生总是敬而远之，印象中王建先生总穿着一件深蓝色鸭绒衣，是山西所1984年冬天发的，即使是现在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在办公楼前歇息，还是2008年我在医院例行体检时碰见王建先生坐着手推车上的时候，都是夏天，不知道为什么。

　　同王建先生一样，杨先生也是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79年成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老人手，也是莫逆之交。杨先生长期在侯马工作站工作，张先生这次来山西就是他请的，并到太原去迎接。王建先生知道张先生来太原了，没有到站台上去接，但托杨先生转告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做客，就有了后来传遍了考古界的那顿晚饭。王建先生的家不大，厨房和客厅越显得迫仄，菜我忘了，喝的是汾酒，谈话内容人所共知，之外王建先生夸赞张先生是“一条真汉子”、“硬骨头”，和为早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培养的人才现在已经挑起大梁了。张先生说起王建先生为山西所奠定四个基础，一是盖起了一座办公楼;二是硬件建设，购买了多部相机和大量图书;三是抓业务管理，按不同时期设立了相应的研究室;四是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透过王建先生和杨先生那敬佩的眼光，连当时未曾多谙世事的我都能感到，张先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心情，因为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一年来饱受世间炎凉。张先生随后还到了晋南洪洞广胜寺、蒲县东岳庙、隰县小西天、吉县壶口、襄汾丁村、稷山马村金墓、河津禹门口等地，杨先生亲自安排、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