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 菊石图 153×42.5cm 西泠印社藏 一 中国画论史上,有一段借助“犬马”与“鬼魅”,辩析中国画艺术“形、神(意)论”的公案: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战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 ——东汉·《后汉书·张衡传》 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 ——晋·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 善言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谓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威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 ——宋·欧阳修《题薛公期画(鬼)》 岂以人易知故难画,人难知故易画耶?狗马信易察,鬼魅信难知,世有论理者,当知鬼神不异于人,而犬马之状,虽得形假而不尽其理者,亦未可谓工也。然天下见理者少,孰当与画者论而索当哉! ——宋·董卣《广川画跋·书犬戏图》 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神思,所谓“天马行空”地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却是三只眼、长颈子,也就是在正常的人体身上增加了眼睛一只,拉长颈子的二三尺而已。 ——现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丰收>序》 我的所见适得其反:“犬马最易,鬼魅最难。”犬马旦暮于前,画时可凭实物而加以想象,鬼魅无形不可睹,画时无实物可凭,全靠自己在头脑中shape(这里因为一时想不出相当的中国动词来,姑且借用一英文字)出来,岂不比画犬马更难?故古人说“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我要反对地说:“事实易摹,而想象难作。” ——现代·丰子恺《画鬼》 这一系列论证,层层关联,正昭示着中国画审视传统的转换。从先秦两汉“事实难作(求形)”,经由魏晋“迁想妙得(传神)”,至北宋标榜“笔简而意足(写意)”,以迄近代,推举“想象”与“创造”,中国画在造型观念上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迁:形——神——意。同时,也展现了中国画之“写意”的理论根源与发展必然,要言不烦,可免长篇累牍而一目了然。 时至今日,由“犬马”与“鬼魅”所涉及的问题,其境遇仍旧显得耐人寻味。当我们将目光落实到当代的创作实践与艺术鉴赏中,可以发现,没有一个词语比“诗情画意”更让人耳熟能详。画求“意”是具有压倒优势的意见性倾向,甚至呈现出教条的特征。标榜写意的作品、主张,触目皆是,“写意”几乎成为所有艺术创作的标配。但宏观地审视,我们又发现,反映时代风云变幻激荡的写意精神、写意作品,似乎又显得如此稀薄。基于时代担当前提下的文化自觉,根源于民族文化根底、正视时代灵魂的写意精神与作品,并不多见。当然,近年频频提出的写意命题讨论本身,即已是一种文化自觉的初步体现。在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写意渴求以及从中所产生出来的“文化自信”命题,不仅是传统继承的单向线索,或是融合西方的简单模块,而是一种当代自信背景下的多维展开。 若从文艺理论根源探究,形——神——意(境)的追求,是文学艺术的共同问题,由统摄诗、文、书、画、音乐等文艺形式的古典文艺理论生发而来。唐宋诗词发达,诗品、诗评、诗论全面展开,论画尤其与诗的品评互为依托。“诗言志”的抒情性及比兴隐喻手法,为其品鉴奠定了“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核心主张。王维、苏轼以诗人兼画家,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诗画边界。由诗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意,书画家百科,借而为画外之意、意生象外,是“意”之产生的理论根源。所谓“画意不画形”,取其意气所至,正是宋以来文艺美学思想的集中。流风所至,延续至元明清时代的绘画品评,遂成文人画之圭臬。于创作实践中,催生出水墨淋漓、态纵豪放的“大写意”艺术,发展为以诗、书、印之外在形式,来完美画之“本法”的意境表现方式。诗与画不仅在内里意境上关联,随着画面上题跋和钤印形式的固定,参与画面构成,形成了中国画创作“三绝”(诗书画)、“四全”(诗书画印)观念。所以,中国画“意”的美学,发端于画与诗的纠缠。由诗、画二者关系入手检讨,梳理这些发生在绘画实践上的“前”意时代的创造,似可追本溯源,理清写“意”之来路。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