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书画收藏的“寓意”与“留意”：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谈起

　　宋代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云“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提倡追求不为物所役使的自由精神，对“寓意”和“留意”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的差别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浅程度，“寓意”是将心神暂时栖止于众多物类之中，“留意”则心神过于执着于众物而成痴成癖。古代的鉴藏家一般都把寓意作为追求鉴藏的一种境界。很多古人的书画著录也以“寓意”为名，例如明代都穆的《寓意编》、清代缪曰藻的《寓意录》等。

　　宋徽宗之后，乾隆是中国古代书画藏品最多的收藏家。那么，乾隆有没有谈及古人理想的“寓意于物”?乾隆怎样看待“寓意于物”呢?这一标准又是怎样影响了乾隆的书画收藏的呢?

　　乾隆的“寓意于物”

　　在收藏的绘画作品中，乾隆最喜爱的就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本文的论述，以乾隆对这幅绘画的收藏伊始展开。

乾隆题跋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之一、二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乾隆在此卷上题道：“乙丑(一七四五)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披阅，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收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以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一七四六)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幹《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者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

　　从题记中，我们知道：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沈德潜文集中的《富春山居图》，引起了乾隆的关注。随之乾隆看到了内府的《山居图》，但其上的题跋与沈德潜所记不一致，他询问沈德潜此图的情况并命沈德潜和诗，以为《山居图》(子明卷)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是两图。此后，在没有看到安岐收藏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之前，一直惦记着此卷。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春，乾隆在子明卷上题：“世传《富春山图》为黄公望生平杰作。此卷写山居风景……未识与《富春图》孰为先后。”

　　所以，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冬天，无用师卷进入了宫廷，乾隆在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观赏，称“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沈德潜称无用师卷是“画中兰亭”，从上面的题记可知，乾隆对此画也是十分留意，但唐太宗时萧翼赚兰亭的故事，并没有在乾隆时的文臣身上重演。

　　在乾隆收入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之间，乾隆身边的不少词臣与安岐都有来往。被乾隆称为“五词臣之一”的张照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者，他与安岐有着密切的往来。张照曾为安岐的藏品《董其昌山水方册》题外签，还曾接受过安岐馈赠之陆治《梅石水仙双鸠图》。乾隆的另外一个重要词臣钱陈群与安岐也有交往，称安岐“平生然诺重意气，米家书画陶家珍”。

　　不仅如此，不少安岐的藏品此前就成为了乾隆词臣的收藏。参与编写《石渠宝笈》的张若霭就收集到不少安岐的藏品，例如张若霭收藏到安岐所藏黄公望、徐贲所绘的《快雪时晴图》合装卷，在前隔水贴上了安岐的旧签，并在签上题：“甲子(一七四四)夏月得于安氏，价值三十五两，原签附存于此，晴岚记。”宫廷所收安岐的藏品—赵孟《临王羲之帖》卷、沈周画《春草秋花》卷也曾经张若霭收藏。

　　沈德潜称“《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在成书于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的《墨缘汇观》中，安岐对此卷确实没有特别的关注，仅仅放在了书中《名画续录》中，介绍十分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