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文明观的变迁

花乱开 中国现代书法30年“ 2016.11.21 - 2016.11.29

摘要：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近代前夜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代。为了整治长期社会动乱形成的武士“下克上”之风，重建统治秩序，江户初期的“内治”是以“文治”为重点，朱子学成为官学，儒学修养…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近代前夜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近世”时代。为了整治长期社会动乱形成的武士“下克上”之风，重建统治秩序，江户初期的“内治”是以“文治”为重点，朱子学成为官学，儒学修养成了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发生明清鼎革以及大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成长，进入德川中后期，日本兰学的扩散、日本朱子学本身的变异以及复古国学的兴起等三股力量的推动，以中华为是的传统文明观出现了分化。

　　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冒险与殖民活动已经蔓延到日本，由此日本开始接触到“南蛮人”及“南蛮文化”。进入17世纪以后，新教国家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围绕日本的市场和贸易，与西、葡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639年德川幕府实行“锁国”后，西方国家中唯有荷兰取得了在日商贸特权，而日本则可以通过荷兰商人了解整个西方世界，从而形成了时称“兰学”的关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的兰学家发现，相对于自己是“他者”、相对于西方又属于“自我”的中华传统文明，既非唯一，亦非最高境界，“泰西”文明亦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兰学家的文明观虽然并不否定中华传统文明的价值，但至少在日本人眼中，被神圣化的中华传统文明观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在日本儒者眼中，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是一种“华夷变态”。以此为契机，中国“失格”、中华文明的“接力棒”传到日本之手的“日本小中华”思想始露端倪。与清朝统治的中国相比，德川日本继承了古代中国的先王之道，因此日本文明不仅可以与中国文明并立，黄河书画网，而且有了超越中国的诸多元素。“小中华”思想，构成了近代日本文明观重塑的重要起点。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竭力神化日本，而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则采取了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织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

　　日本学者指出，中国是日本文化之母。近代前夜日本的文明观，书画家百科，原本是以中华传统文明为母体形成的。但是，随着中日两国国情的变化和西学东渐的加剧，围绕“中心与边缘”“华与夷”、东方与西方的认知也在变化，传统的文明观已经动摇。尽管如此，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衰弱尚未彻底暴露之前，日本的传统文明观虽然已经严重动摇，但是根基还在，尚未完成质的“脱变”。

　　二 第一次转换：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

　　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使中日两国先后陷入殖民危机。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昔日仰羡的中华不再是学习、模仿和追赶的对象，而是日本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1853年“佩里扣关”后，民族危机成为日本的现实，经历了“萨英战争”和长洲“攘夷”的惨痛失败，日本的社会精英们开始醒悟与西方“力”的文明对抗徒劳无益，既然无法对抗，那就只有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世界。德川幕府的垮台和明治政府的建立，便是日本的应对和选择。

　　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强力推行的三大国策，就“文明开化”而言，它不只是一种吃牛肉、穿洋服、跳洋舞的移风易俗，而是一场与工业革命和制度改造并重的思想变革，是要改变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洗心革面，树立新的文明观。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既是一场风潮，也是一场近代文明启蒙运动，福泽谕吉(1835—1901)则是站在运动最前面的旗手，其竭力倡导的文明观不仅影响了一代日本人，而且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对外政策。

　　明治时期“脱亚入欧”的文明观转换，是与日本的对外政策实践相互刺激、相互印证而实现的。日本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82年引发朝鲜壬午兵变、1884年制造朝鲜甲申政变、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在为这些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辩解时，日本总是以“文明”为遮羞布，强词夺理地编造行为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