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7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主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第六期)”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师生共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主题为“观朝于野:都城、城市、市镇遗址与古代社会”,旨在从相关城市遗存出发,探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本期沙龙延续此前的方式,五位报告者先做专题报告,在场师生紧接着围绕报告内容展开讨论。活动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场,共持续约八个半小时。 王煜副教授主持沙龙 活动一开始,沙龙主持人王煜副教授首先就本期沙龙主题进行了介绍和说明,他认为历史时期考古从遗存来讲主要包括墓葬、城市、器物、建筑和以石窟寺为代表的宗教遗存等几大部分。川大考古对墓葬和宗教遗存关注较多、成绩斐然,城市方面关注相对少一些,但城市是历史时期考古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一时期有上到都城、下到乡镇各类丰富的遗存,可以展示历史的各个方面,这应该是研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社科院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要的部分就是从城市考古建立起来,尤其是都城考古一直是其强项;北京大学以宿白、徐苹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则在唐宋时期以来城市考古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今天沙龙的嘉宾就主要来自或出自这两个重要机构,希望将我们带入以前关注不多、意义重大的领域,使我们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关注与思考,也希望川大的同学未来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 霍巍教授发言 随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以“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守先待后’”为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提出了关于考古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同青年学者们分享。他指出,“守先待后”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所处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取决于资料、研究、结论这三个层面。资料层面上,包括考古和文献两个方面的资料,我们在资料上做研究准备,要对前人的既往研究和已有材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梳理,这可以说是“守先”。随着个人认识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加强,我们才能从研究资料层面做到“守先待后”。研究层面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传统金石学中的某些理念、方法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应该在继承中去发展,在发展中去创新;同时“守先待后”确实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在考古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所谓“新材料”的问题,但新材料不仅局限于刚出土的材料,还包括我们对原有材料新的认知,认知前行了,材料也可能随之变为新材料。结论层面上,考古学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在研究结论上从来不把话说满,留有充分的余地,我们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同样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发现与认知,这会给我们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最后,霍巍教授向各位远道而来的与会嘉宾表示了感谢,并对沙龙提出了以下期望:一是沙龙已形成的学术风格、学术传统要保持下去;二是沙龙要继续提高学术质量,保持关注前沿和主流问题,起到引领学术研究、弘扬学术精神的作用。 徐龙国研究员报告 上午首先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龙国研究员以“‘城其赐邑’——古代城邑概说”为题做主题报告。首先,他对中国古代城邑做了一个概述,对邑的由来、发展、时间跨度、各时代特征、时段划分等方面做了说明。接着,他以时间为线索对古代城邑做了详细介绍,新石器时代中期是“邑的时代”,仰韶、龙山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城邑并行时代”,秦汉以后是“城的时代”。 “邑”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金文中也有“邑”字,通常认为“邑”是指有人居住的地方;《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记载,《释名?释州国》也记载“邑……邑人聚会之称也”,这应该比较切合“邑”的本意。目前史前环壕聚落在兴隆洼—红山文化圈、仰韶文化圈、后李—大汶口文化圈、彭头山—屈家岭文化圈都有发现,这种环壕聚落应该是“邑”的一种高级形态,典型的有陕西西安姜寨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城”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已经出现,《说文解字》记载“城,以盛民也”,体现了一种武装保卫。大溪文化时期出现的彭头山城址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座城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也都出现了城;张学海先生认为最早的城可能由土围聚落转变而来,而土围聚落又是从环壕聚落中产生。龙山时期大量地出现了城,目前发现有60多处,有北方石筑的城,也有南方土筑的城,这些城址的出现与经济发展、部落战争密切相关,比较典型的有石家河城址、良渚古城和石卯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