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年：如何造就了今天亚洲艺术市场中心

原标题：香港回归20年：如何造就了今天亚洲艺术市场中心

　　时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初，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曾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璞鼎查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这位在位仅一年的总督，却为香港留下了最大笔的财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没有关税。从一个小渔村到手工作坊，再变身为转口港到廉价工业基地；从金融之都，再到购物天堂和和艺术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区，这片弹丸之地，借用背靠内陆，面向南洋的地缘通路，在回归祖国20年间，尽管历经亚洲金融风暴、次贷危机以及占中等几番转变、起伏，却总能不断抓准契机，增值变身。时至今日，香港成为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艺术市场？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荷里活道——香港艺术市场的底色

　　半山，上世纪初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者以及西方来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顺其而下，直到中环，便是把握经济命脉的各大银行以及商业机构和政府。而同样位于半山区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现，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中国人居住的小村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就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离，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了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荷李活道逐渐形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气候，图为1972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经济起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内文物艺术品交易被放开，大量文物通过民间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涌入荷里活道，香港顺势成为中国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时尚，企业家、医生、文化名流、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的活动颇为活跃，并涌现了一批享誉海内的港人大藏家，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等。

　　据“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鸣回忆，上世纪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开始售卖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于当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政策前途尚未明了，此时的移民潮也为荷里活道带来了大量的古董家具。借着这样的天时地利，不仅古董店数量大增（巅峰时曾达300余家），各家规模也快速扩张。而在此活跃的买家，除来自香港本土和内地，还有大量来自日本、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他们苦于政治原因，无法去中国大陆采办藏品。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里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巅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

　　1976年到1995年这二十多年间，内地如同一个艺术生产基地，其丰厚的艺术品，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到香港。目前为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大收藏家几乎都是在这个历史契机中建立起了自己重要的收藏体系。而这些藏家的苦心收藏，却在日后为拍卖行的进驻和繁荣打下了重要基础。

　　荷里活道的繁荣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到达巅峰。1995年以后，随着国内兴起艺术品拍卖并管制文物市场，文物外流以及走私大为减少，古董店主们没有了以往丰富的货源，加之此时香港文物艺术品交易的重心逐渐转向二级市场，荷里活道盛况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