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教诲直到魂灵

　　1997年6月初，我自日本讲学归沪，放下行李，就直奔巨鹿路老师的府上，在他的灵堂前向已西去了三天的老师，三叩九拜。往事如昨，一晃，20周年了。于艺术界，老师是一位难得的学者型大家;于我，老师是一位塑造艺、德、人生的恩公。

　　我自1963年拜识谢老，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老师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常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1975年颈椎病发作时，头似有千斤重，到哪里都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那样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学习的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的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12张，让我拿去临摹，并经常为我示范技法。书法的资料也是同样。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资料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但他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下大工夫双钩廓填，复制一本，惟妙惟肖，精气神俱佳。这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老师复制的这个本子，“文革”后期，也慷慨地借给我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在书画的学习路上，“临”、“摹”是起步，是对艺术世界的了解和初探;“读”、“悟”则是后续，是对艺术世界的内核作进一步的感知和把握。记得七十年代，凡有机会，老师总想到让我多看、多读、多悟。一次和老师在杭州，同住大华饭店。某日，杭州兼做字画生意的余先生和太太拿着一件古画来请老师鉴定。我从外面回到住处时，余先生夫妇刚好离开，老师对我说了一声“你回来啦”，便倏地以从未见到的小跑步向门外奔去。只听得老师在高喊着：“嗨，回来回来!”他急着叫回他俩时，即轻轻地跟我耳语：“有张画，你好好看看。”余先生夫妇进屋后，又将画轴打开，是一张人物画，极为古苍高妙，但没有名款。送走客人后，老师跟我讲，这张画是南宋大画家马远的作品，了不得啊!老师还对我说：“此人是做生意的，我没点出这是谁的作品，只怕这张画流出去。得跟浙江方面讲一声，看看能不能公家收下来。”谢老从博物馆退休后，依旧做研究写文章。一日，大雨，我去老师家，恰逢无外人，老师兴致颇高：“小韩啊，今天给你看样好东西。”他就到隔壁书房里，拿了一件宋代大名家的书法手卷，锁上门，说：“这件东西你好好看看!”让我静下心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在向我讲解作品的妙处后，他还喃喃地自语“什么时候启功到上海来的时候，让他在后面题一段”。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让你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而且经常带着一些学术疑难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常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的，你当心闯祸啊!”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向老师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老师是觉察到这种变化的。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

　　艺术之外，老师对我的品行要求也很严。1979年在杭州，一位何姓画家来请教老师。旁边人说：“你既然请教谢老，这里笔墨纸张都有，你画两笔给谢老看看。”彼时何兄尚年轻，在谢老面前提笔挥毫，手一直在颤抖。边上一些人就噗嗤噗嗤地笑，我也跟着笑了。人散以后，老师关上门就严格地批评我：“你这个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人家在我面前拘束、胆怯，手抖，他们可以笑，你怎么可以笑?有什么值得你去笑?”这严格的训斥直捣我的灵魂。老师对我的批评是经常而坦诚的，民谚曰“不挨骂，长不大”，这的是确保为人为艺长进的“秘方”。谢老曾对我说过：“徐悲鸿见到同行，总是一句‘我是老子天下第二’。”人人都比他画得好，“老二”就变成了“老幺”，垫底了。我理解这满是傲气的口头禅，谦虚得很有智慧。这些教诲都让我牢记，搞艺术要懂得尊重他人，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贬低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