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收藏价格还有上涨空间 该如何“捡漏儿”

　　辛德勇不仅是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也以读书、藏书、爱书闻名。他的新书《蒐书记》就是一部“嗜书瘾君子”的聚书实录，不仅分享了辛德勇买书、藏书、读书的经验之谈，还有关于古籍版本的论述，甚至包括“捡漏儿”秘笈。

　　书名的“蒐”字颇有些“寻觅”的意象。实际上，买书，特别是买旧书，并不仅仅是拥有或是占有，更多的趣味，在于寻寻觅觅的过程。辛德勇在书中回忆古旧书籍市价的飙升之前，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古旧书市热气腾腾的盛况：“古旧书市的头两年，买书的人不管心里有多么急迫，大多还要尽量保持读书人的斯文和矜持。虽然一大早就聚集在门口，等待入场，门一开便快步疾走，但还不会狂奔;翻看书籍时，对稍感兴趣的书，都要先夹在腋下……无奈嗜书者愈来愈众，没两三年，书市首日的早晨，就演化成烟尘飞扬的战场一般。”

　　在辛德勇看来，读实用书，是直接增益知识;赏玩佳本，则既可以涵养人性情，又有助于开阔眼界，从而使读书更为从容自如。“读书与藏书都是丰富人生的途径，只要你确实有所追求，终不会因买两本旧书赏玩一下即迷失志向。”辛德勇说。

　　访谈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有买旧书的习惯?

　　辛德勇：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够标准的图书收藏者，更谈不上收藏家了。可能稍微比很多读书人买得多一点。小的时候家里没有条件买书，也没书可买。上大学以后想多读一些书，就节省生活费来买。毕业以后开始工作，有工资收入了，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学术范围，书就越买越多了。为了读书而买书，和专门想当藏书家的收藏，是有很大差别的。

　　记者：更多人把买旧书视为一种业余雅好，但作为学者，你的藏书和治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辛德勇：这的确和我的学术经历有关。我原来上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进入历史学界。刚开始感到自己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历史学训练，我的历史学基础完全是自己读书自学的，感觉不懂的东西很多。这样的情况下就想着尽量多买一些书。

　　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地理事物的变化不随着朝代限制，它有很强的通贯性，从古到今一直变化，所以按我导师的要求，研究地理环境问题就需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通贯的了解，因此我读书的范围相对就更大一些。我的导师希望我不要太局限，把视野拓宽一些，要面向全国，包括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而研究中国历史的很多学者是做断代史的，比如说研究秦汉、唐宋、明清，这样他们所涉及的书的范围相对比较小一些。

　　年轻时觉得只要我精力充沛、不偷懒，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什么书将来都会有用。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啊。年纪大了才知道做不到。人的一生能看的书其实很少的。

　　记者：在学术之外，你还会对哪些书籍感兴趣呢?

　　辛德勇：学术之外的书我不大敢关注，原因是没有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攻读历史，买我急需的历史学书籍，我当时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外国名着的译本，打包在两个纸箱里，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了。我买文学书籍更侧重其中历史研究的价值。比如说一般研究历史的人不大关心古代的诗文，但我很关心诗词曲、通俗民间文学之类的。涉及到文学、艺术的范围，还是考虑到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因为研究历史就忽视文学、艺术。文学和艺术在历史的时期存在过，它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我一直对文学有着一种情怀。现在工作稍微有一点余暇的时候，还是愿意泡上一杯茶，打开古诗文看一看，这个和我的研究没有关系，但在这个愉快的消遣过程中，有时又对历史有了一些新的领悟、看法。

　　记者：藏书人对书关注的点有很多，比如版刻、纸墨、是否为善本……你会看重一本书的哪些方面?

　　辛德勇：我首先看的还是学术价值，但这本身就会涉及到不同的版本。在古代文史研究里，新的东西永远不能取代旧的。中国当代出版有个问题很明显，每一册印本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出版社不作交代，对版次和印次的标注也不清楚。其实不同的版次印次之间往往都会有变化，特别是重要的学者的重要着作，不同版本是能体现不同的东西的，有的悄悄把一些文句、关键句做了修改。我们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要追溯到它最初版本的每一次再版。有时候看起来很微妙，但都很重要。

　　记者：你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是着名的古籍版本学家，他对古籍收藏的态度对你是否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