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的文献学的发展

　　宋元明的文献学是古文献学的形成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文献增长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了，随之而来，对文献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有以下标志。

　　1、私家目录的兴起与目录内容的拓展

　　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图书数量的激增，两宋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远超过前代，因之大大促进了私家藏书目录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宋代有名可考的私家藏书目不下30家，有的流传至今，如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而最为后世所重的是两宋之际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这是两部最早的有解题即内容提要的私家藏书目，也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有解题的书目，在学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书均是依四部分类，很多今已亡佚的宋代以前的古籍，所幸有这二书得以了解内容大概。

　　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与此前的书目不同，不是藏书目，而主要是利用晁、陈二家书目解题，此外，还利用前代及当时的各种官私书目，《自序》：“今所录，先以四代(《汉书》、《隋书》、《新唐书》、《宋史》)史志列其目，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其旨趣。虽无其书，味兹品题，亦可粗览端倪。”标志着图书目录已脱离了依附藏书的地位，成为学术史中的独立学术门类。

　　此外，南宋初年郑樵对图书分类体系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付诸实践，在《艺文略》中，不守《隋志》以来已经形成的四部分类，别出新意，将古今图书分为十二类：“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并且用相当篇幅进一步探讨了目录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可以证明这门学问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不过，提出的分类并无人接受，明清二代，虽仍有人提出不同于四部分类的其他分类法，但均不成气候，无甚影响。

　　2、校勘之学的日趋成熟

　　宋代出现了一批校书名家及校勘专书，其中尤以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方崧卿《韩集举正》及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正》、《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为有影响。

　　与前代相比，共同之处在于均是结合校书撰写校记，专讲校勘。几书均广征异本，使用了对校、他校等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归纳总结出若干校勘学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如《韩集举正》，对于误字、衍字、脱字、倒字等采用了不同的特殊标记或符号以示区别;《文苑英华辨正》将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分为二十一类，为探寻古籍致误的原由及掌握校勘原则方法，提供了方便，在对待异文方面，书画家百科，也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为后人立下了范例;《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则归结出七类校勘去取原则，也是很有价值的校勘学说。

　　凡此，均表明宋代校勘学已成为一门自觉的学问。

　　3、疑古精神的高涨与辨伪之学的精密

　　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棫、程大昌、王应麟、洪迈、程颐、朱熹、晁公武、郑樵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大成就。如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对儒家经典及旧说大胆质疑，提出《文言》、《系辞》、《说卦》等篇并非出自孔子之手;吴棫、朱熹对所谓《古文尚书》诸篇产生怀疑，如《语类》提出：“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背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安国考定于蝌蚪古书错乱磨灭之际，反得其所易，则有不可解者。”开启后人考辨《尚书》伪古文的先河。元人吴澄亦有进一步怀疑。

　　明代辨伪学又有所进步。一是专书辨伪：明初，宋濂《诸子辨》，专以先秦至宋代的子书为对象;梅鷟《尚书考异》与《尚书谱》，继宋、元人之后，更直接提出《尚书》的伪古文问题，“《史》、《汉》所载，绝无廿五篇影响。”明确认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五十八篇中，古文二十五篇应是后人伪造。二是辨伪理论的进步：明代万历时胡应麟总结了前人的辨伪经验，《少室山房笔丛》收入《四部正讹》，是第一部文献辨伪的专著，对古书的伪作做出了估计：“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矣。”是否准确另当别论，但表明有了清醒认识。他并考证了100多部伪书，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八条基本方法，在辨伪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相当高建树;藏书家祁承㸁《澹堂藏书约》，也有专门论述伪书的内容，其中总结了产生伪书的十九种情况，也是一种辨伪理论的概括。

　　4、文献范围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