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被高估的黄仁宇和《万历十五年》

　　我读黄仁宇，最早当然是为人艳称的《万历十五年》，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还是初涉史门的大学文科生。《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仅为中国史一个横切面，而视界却贯穿上下千年，全书以“……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开篇，而以“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收尾，如此的历史大局描述诚可以动摇人心。此书附录的文章已简述其大历史观，但当时我的识力显然不够。

　　此后就很留意黄仁宇。1995年，读他的第二本书，是在香港买到的台版《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其时我已觉很不满意，在书前批注：“……从学理的立场，其观点几乎全部落后!通过间接媒介，我对作者的观点早已不以为然，今细读其书，益觉其谬。”同年稍后又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仍欣赏其文体及写法，承认他有所见，但对他的历史观已全然否定，当时读完批注：“以前读过《万历十五年》，觉得写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错。最近读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及本书，已觉得很烦了。两本书中，怕有上百个‘数目字管理‘!开口‘大历史‘，闭口‘远距离‘，几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细读过黄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几乎每本书都大量重复运用仅仅几个概念和基本解释，来来去去就那两下子。以后我虽继续购买、翻阅黄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读越失望，越读也越生气，只当作“批判使用”的学术资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读三联版《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更加强了原来的认识:从纯学术立场，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实属虚妄，没有理论价值。《黄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后才中译出版，但写作时间却早至80年代前期，其时《万历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无籍籍名。此书不仅为作者生平的回忆录，亦系作者历史观念的全面总结，其大历史观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历史观的谬误也就暴露得最明显、最充分。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本与两个学术课题密切攸关：一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二是近代西方为什么能产生新的科学与文明(以及相关联的所谓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文明的问题)。但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这两个在学理上仍一团混沌的课题，而仅从“常识”角度分析大历史观。

　　“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正因为黄氏过于迫切的关怀意识，决定了大历史观两个潜在的中心问题：近代中国为何失败?近代中国向何处去?

　　对第一个问题，黄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而是从后来的历史结果出发，以今律古，极力寻找中国古代制度的缺点，将近代中国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古代中国文明的整体。他在分析1619年努尔哈赤大败明军的辽东之役时说：“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申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将每次挫败都解释为同一个原因，那就等于没有解释;既然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古代制度的整体问题，那史学家还需要解答什么问题吗?论宋代时说：“在宋代，经济中的服务部门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严重不足。当时没有银行、保险公司、现代的商业法规、或是监督大规模商业及财务运作的司法程序。”这当然是以不可能的标准苛求古人。论明代时又说：“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这些话最暴露出作者历史观念的幼稚，“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资料处理能力……”，这不是废话吗?这种思路，异于中学生几希!作者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称为“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我看来，将古代实存制度视为“荒谬”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谬的。他又批评：“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纪人不能预知几百年后欧洲的事情，实在算不上缺乏远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