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

　　兵燹能够荡灭藏书家的所有收藏，战火也能造就新的藏书家，近代大藏书家刘承干就是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揭开其藏书业序幕的。他创建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的嘉业堂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瑞安玉海楼、海宁别下斋并称为晚近浙江四大藏书楼，而嘉业堂藏书楼更因为“插架缥缃”而使时人不得不叹曰：“惟衡明近日储书之富，嘉业殆不愧巨擘矣。” 但直到如今对于嘉业堂藏书楼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建国前后仅有寥寥无几的几篇介绍性文字，这与其在藏书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本文将在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对这一著名藏书楼的荣枯盛衰作一初步的探述。

　　嘉业堂主人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号贞一。1882年出生于南浔。1911年，刘承干为“避难”迁居上海，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客居海上二十余年，斥资三十万余，共得书籍六十万卷”，成为近代私家藏书的显赫人物。

　　那么，刘氏为何能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从身无数卷而成为近代藏书量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家呢?

　　首先，刘氏藏书时代公共图书馆运动已经声势浩大，但私家藏书业并未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嘉业堂正是新旧交替历史时代的产物。

　　其次，湖州一带民间素有藏书之风，自古以来多藏书家，所谓“上自都门，下殆海舶，苟得一善本辄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就是最好的写照。项士元在《浙江藏书家考略》中也说：“以地域言，杭、嘉、湖、宁、绍五属为最盛，台、温次之”，而“嘉、湖之间，藏家尤盛”。根据吴晗的不完全统计，湖州历代入流的藏书家有沈约、丁朴等24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中也有一家是湖州的。

　　再次，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与其经济实力的雄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时刘家已是南浔巨富之一，被列于“四大象”第二位。据周庆云《南浔志》记载，刘承干的祖父刘镛先“执业于棉绸店”，后因嫌收入不多，转而从事湖丝生意，“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微镛几殆晚年，富益不资。”据说家财已达一千万两白银。刘镛死后，刘承干并得到其继父、刘镛长子刘安澜的份产，顿成豪富。且刘承干本人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地产商，这一切均为其藏书、刻书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刘家读书、著述的风气比较浓厚，刘镛虽然“少贾未尝学问，然多宾接儒林魁石类。”长子刘安澜“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乃备征诸集，创为略例，自顺治始道光止，于是有《国朝诗萃》之辑。”次子刘锦藻就是《皇朝续文献统考》的作者。刘承干本人也极好读书和版本目录之学，因此有志于藏书也就能够理解了。

　　第五，辛亥革命以后，江浙旧家大族纷纷避居上海，大量散卖收藏的古籍。一时之间，“藏书家与书贾，群视此为贸易之场。”而且，一些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齐集上海，使他藏书的鉴定、校勘工作有了得力助手，如缪艺风、叶昌炽、张元济、沈曾植、董涛、王国维、罗振玉、劳乃宣、吴昌绶、冯煦、况周颐等均为刘氏的藏书、刻书作出过贡献。

　　1910年至1924年嘉业堂藏书楼建成为刘承干藏书业的兴起阶段。

　　刘承干的藏书业发轫于1910年参观南洋劝业会之时，据刘承干先生后来回忆说：“宣统庚戌，南洋开劝业会于金陵，货骈集，人争趋之。余独徒步状元境各书肆，遍览群书，兼两载归。越日书贾携书来售者踵之，自是即有志藏书。”其萌发藏书之意源自于两大目的：一则为助生父刘锦藻编著《皇朝续文献通考》，二则为完成继父刘安澜未竟事业，使《国朝诗萃》能早日杀青。因此，刘承干最初以清代掌故和诗文集为藏书的重点。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侯马贵胄亡命上海，“或流冗不得归，则争贷所储书籍，以易钱米。”这为刘氏的藏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便“博收广取，无求不给”。当时北方徐世昌为编《晚晴簃诗汇》也在大量收购清代诗文集，形成刘徐南北争购的局面。而刘承干挟雄厚财力，愿出高价，“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置。”所以，“书估踵门如市。”不数年，购进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 “几有海涵万家之势”了。

　　由于刘承干购书出手大方，因此它的藏书多为书商主动送上门的，也有相识的藏书家介绍转卖的。常上门的书商有博古斋主人、绰号“柳树精”的苏州人柳蓉春，“翰怡夜示续传灯录二册，博古斋送阅”。有“书林怪杰”江宁人钱长美，有杭州人陈立言、李紫东，还有上海、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商，他们为刘承干送来了几十家藏书家所散之书，综而言之，主要来源于以下各家：